简体 | 繁体
热点排行
历史记忆

封建社会的道县农民起义  

蒋元神  

道县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设立郡县制时,就设立营浦县。以后多次更名,或为郡、或为府、或为路、或为州、或为县。  

道县人民勤劳、智慧、英勇、彪悍,在一万多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制作陶片,开山辟道,垦荒造田,引水灌溉,搭棚立宅,繁洐生息。  

但是,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善良忠厚的道县人民和全国各地一样,饱受着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历朝历代,封建剥削日益苛重。除田地税、买卖税之外,还有“身丁线绢”、“身丁米麦”、“丁口盐钱”等税。宋代大文学家朱熹叹说:历代苛剥之法,本朝皆备。最下层的贫苦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南北朝时代起,侠义骁勇的道州人,曾多次举起义旗。他们不怕失败,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一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据1994年出版的《道县志》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齐永元元年(499),县人周晖、王僧灿起义”,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农民悉皆蜂起,积极响应”,举兵攻打州府,与统治阶级进行殊死搏斗,志在推翻统治阶级的腐朽政权,给人民自由与新生。周晖、王僧灿的起义,为后来饥寒交迫的道县人民不断举起义旗,起兵反抗封建压迫做出了楷模。对于这段历史,《零陵要鉴》也作了描述:“王僧灿自称湘州刺史,推永阳(今道县)人周舒为军师,义军一度占领湘、资二水流域及广西桂江、广东北江流域。”由此可见当时的周晖、王僧灿义军规模之大,活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的壮举。  

《道县志》记载:“唐广德元年(763)西原(今广西地)少数民族起义军攻占道州城,据城50余日”,当地人纷纷响应。此后,唐广明元年(880)道州人何庾与江华人蔡结率众起义,攻克道州城。五代时期的“周广顺三年(953),道州人盘崇聚众于盘容洞起义,盘自称都统,多次攻克道州、郴州。宋庆历三年(1043),桂阳少数民族起义军攻入道州。五年,唐和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军在境内与官军激战。”元朝的“至正元年(1341),道州的瑶民蒋丙、唐大仁与何仁甫起义,攻占江华、连州、桂阳等地,义军发展至万余人。蒋丙自称‘顺天王’”。到了清朝,咸丰元年(1851),社湾村李世恩、吴先梅在蒋家岭一带聚众千余人,制红、黄、白三种旗,李自称王,吴称军师,组织武装起事。清同治九年(1870),县衙役丁步云,因不满朝政,退出衙役,联络零陵、道州、江华、永明饥民百余人,于道宁边界起事,黑夜架梯攻道州城,久攻不克后,主动退出。随后,转移到新潭福村,继续扩充实力,相约进行总暴动。后因有人告密,暴动败露,未能成功。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南乡邓子云(别号马师爷)聚众起事,于三年十月,邓被官府杀害于王婆岭。民国元年还有两起农民起义的壮举:一起是“三十弓村何求崽率200余众在三十弓、桐溪尾、营乐源一带暴动”,后被道县知县望云亭诱骗招安,全部被杀害。另一起是“陈熊村陈彩桂率200余人起义,活动于坦垒源、小坪、清塘、达村、洪家宅和大源尾一带,劫富济贫”。事件越闹越大,消息传到官府,扰得州府几级地方官员鸡犬不宁。知府即令地方保安司令唐煕围剿,道县知县望云亭领兵镇压,大江源一仗,起义军打败了前去围剿的官兵。在这一仗中,围剿军的得力干将、望云亭的女婿被起义军杀死。之后,官兵越来越多,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撤退至螺海。在此,起义军又遭遇前来增援的官兵,起义军顽强抵抗,奋力突围。乱战之中,首领陈彩桂战死。民国三年七月,突出重围的起义军余部,在樊子平率领下,东山再起,继续与官府对抗,后被望云亭借“招安”之名,诱骗到官府,全部被杀害。“民国四年(1915)二月,陈锦古起义军170余人”聚众起事,与官府对抗。“被望云亭诱降于黄溪庙,全部被杀害。”  

这段历史《零陵要鉴》也有记载:“唐乾符六年(879)黄巢农民军挥师北伐,从桂阳州乘大筏,顺流而下,途经零陵,点燃了这里势如燎原的革命烈火。黄巢北上后……蔡结于广明元年,与何庾率众起义,得到汉族贫苦农民的响应,攻克道州城。”“广顺三年(953),盘崇在道州盘容洞(今道县井塘、横岭、洪塘营三个瑶族乡一带)领导瑶族人民起义,盘崇自称‘盘容州都统’。他们在道州与郴州边界地带流动作战,持续时间达数年之久。”“元代至正三年(1343),道州人蒋丙领导农民起义。蒋丙自称‘顺天王’,设官分职,声势大振。”  

自南朝齐永元元年周晖、王僧灿起义开始,到民国初年的一千多年中,道州的忠良义侠、仁人志士,他们不堪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为贫苦农民浴血奋斗;他们杀富济贫,惩恶扬善,叱咤风云,武装起义;他们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为正义斗争壮烈献身。他们的义举,在农民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壮丽的篇章!  

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为社会鼎新革故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然而,历代这些义侠们的壮举,却被统治阶级、官僚政客、文人墨客统统贬为流寇、土匪,欺骗百姓。又从老百姓那里征粮派饷,派官兵大举进剿,必除之而后快,把一支支农民起义队伍扼杀在摇篮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义举正是饥寒交迫中道县民众敢于斗争、英勇顽强的真实反映,是大多数贫苦农民所拥戴的英雄壮举,是道州人民刚强性格不畏强暴的生动写照!  

新编《道县志》把历代旧县志贬为盗贼流寇的农民起义运动,被颠倒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无疑是一件好事。  

何庾鏖战“火焰山”  

蒋元神  

在道县的历史上,何庾领导和发动的农民起义,是继南朝齐永元元年(499)道州人周晖、王僧灿领导的农民起义之后,又一起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零陵要鉴》记载:“唐乾符六年(879)黄巢农民军挥师北伐,从桂阳州乘大筏,顺流而下,途经零陵,点燃了这里势如燎原的革命烈火。黄巢北上后……蔡结于广明元年(880)与何庾率众起义,得到汉族贫苦农民的响应,攻克道州。此后结寨深山密林,多次挫败官军。后又与因病留在南方的黄巢部将鲁景仁‘相倚仗’,结成军事联盟,攻取连州,军威大振……前后奋战十九年,直到光化二年,唐节度使马殷采取坚壁清野、纵火烧山等恶毒手段,战败义军,蔡结、何庾壮烈牺牲。”道州人何庾与江华人蔡结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新编《道县志》也有记载。  

何庾是道州哪乡哪村人,历史上没有记载,因时代久远,也无法考证。何庾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军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为何会达到如此大的规模,持续时间为何会有如此之久?其原因有三:  

其一,社会最低层人民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虽然说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属于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但到了中晚唐时期,已经衰败了。特别是晚唐,上层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基层民众不堪重负,民不聊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从中唐时期被贬为道州刺史的元结在道州写的两首诗——《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和复杂,人民生活之疾苦可见一斑。他在《舂陵行》中写道:“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树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他在《贼退示官吏》中也写道:“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这就是当时道州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元结在人民心目中,他是一个好官、清官,敢于秉笔直书,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戴罪立功的朝庭命官。他既忧民,同时也忧君,他同情民众的疾苦,但又不敢违抗朝庭的命令,这些都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有司临郡县,刑法竟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在那种横征暴敛的社会制度下,像何庾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觉得饿死也是死,战死也是死,不如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武装起来,共同来推翻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杀富济贫,以求生存之路。  

其二,有黄巢起义军的影响。黄巢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军挥师北伐,攻占距道州仅百余里的桂阳州,接着又攻克了离道州不足两百里的零陵,威振湘南,士气大长。消息传到相邻各州县,像何庾、蔡结这样的武侠义士,他们怎么能坐以待毙?何不仿效其法,酣畅淋漓地发挥自己的本能,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基于此,所以就在黄巢起义军圣战的消息传来的第二年,何庾、蔡结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他们的义举得到了汉族贫苦农民的响应,纷纷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义军不断扩大。  

其三,何庾行侠仗义,武功过人,家庭殷实。在这一点上,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但散落在民间的一些零散的传说,却是不少。相传何庾自幼聪颖过人,从小习武,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唐代那种冷兵器时代,没有超群绝世的武功,怎么能领导那么多的士兵,又怎么能服众?如果没有盖世武功,怎能操练部下,又怎能打败官军?据说何庾为了招募将士兵勇,训练新兵,他变卖了田产;为了打造兵器,他拿出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为了供兵勇的一日三餐,他动用了家人的口粮。传说他行侠仗义,广交天下朋友。他与江华人蔡结相识相知,是因为他俩都是习武之人。后来何庾与蔡结同做木筏放运生意,才在潇水河上结为生死之交,两人目睹世道不平,才决心聚众起义。  

何庾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待人厚道,爱护部下。在与官府官军征战斗争的十几年中,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冲锋在前,所以深得士兵的拥戴。奋斗十几年,少有兵勇临阵脱逃。即使是隐居深山密林,缺衣少食,生活艰苦,他们共度难关,坚持到底。  

何庾领导的起义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了胜仗总结经验;打了败仗,吸取教训,前后奋战达十九年之久。他们的义举,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统治者们恨他们如眼中钉、肉中刺,多次调派官军围剿,均未将其剿灭,反而使起义军越剿越多,越战越勇。何庾的起义军后来惊动唐王朝,朝廷委派节度使马殷挂帅前来,并差遣大批官军开赴南方。在多次围剿未果的情况下,心狠手辣的马殷,想出一条毒计。他实行坚壁清野,动用基层政权力量,把粮食集中看管,堵塞交通,禁止民众与义军接触。这样,起义军的活动范围越缩越小,被困深山密林里。但是,起义军早有准备,他们备足了粮草,仍可在深山密林里与官军周旋。一计不成,马殷又施一毒计,下令把何庾起义军盘踞的几个山头放火焚烧。深山密林,枯枝败叶,一点即燃。加之天干风大,熊熊烈火越烧越旺。漫山遍野,烟雾缭绕。何庾起义军占据的山头成了“火焰山”。一连几天几夜,何庾及他的起义军葬身火海,壮烈牺牲。  

盘崇聚义盘容洞  

蒋元神  

伟人毛泽东有一首词叫《贺新郎·读史》,词云:“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问尔何时猜得。只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还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跷流誉后,更陈王奋起黄钺。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的这首词,短短116字,高度概括了中国从猿猴进化为人类起,到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词中饱含着诗人对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英雄的赞美和景仰!道州少数民族起义的领袖——盘崇,就在赞誉之列。  

盘崇,瑶族盘王的后代,据考证是道州南部山里人。如今道县横岭、洪塘营两个瑶族乡的盘姓瑶族人口占有相当的比例。对于盘崇领导的瑶民起义,新编《道县志》和《零陵要鉴》都作了记载。《道县志》称:“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州人盘崇聚众于盘容洞起义,盘自称都统,多次攻克道州、郴州,后败。”《零陵要鉴》记载得更具体一些,说:“五代时,马希范、周行逢先后割据湖南,人民不堪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依山阻险,多次奋起反抗。其中较大的有瑶族盘崇起义。广顺三年(953),盘崇在道州盘容洞(今道县井塘、横岭、洪塘营瑶族乡一带)领导瑶族人民起义,自称盘容州都统。他们避实击虚,在道州与郴州边界地区流动作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正是群雄争霸,各占一方的朝代,封建割据此起彼伏。侯王将相们各自抓兵拉夫,征粮征税,都是在争地盘、争权力,哪管人民的死活?公元951年统治湖南及广西北部地区的楚王马殷被南唐所灭,阶级矛盾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地处南方深山密林中的少数民族——瑶族,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生活在极端困苦的“南蛮”之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具有强烈民族精神,骁勇善战,性情刚强的道州瑶民,他们不安于现状,不甘于被欺凌,不甘于被灭绝。他们认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不能坐在家中老老实实地等死,必须要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地奋起反抗,与官府作坚决的斗争,推翻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建立平等的社会制度,底层的瑶民才有生存的活路。他们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在前面有人引路的先例和当时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距当时一百多年前的唐代,就有一起少数民族的起义军攻克了道州。元结在他的《贼退示官吏》序中写道:“癸卯岁,西原贼入道州,焚烧杀掠,几尽而去。明年,贼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欤?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苦于征敛?”这里元结提到的“西原贼”即广西与道州交界地方的瑶族起义军。从元结的诗序中不难看出,这股起义军是专门杀富济贫,专门掠夺官府征敛而来的财物和金钱。对于那些爱护百姓,不横征暴敛的州府,起义军是不杀不掠,即使是路过,也是不犯而退。这样的义举通过元结的诗广为流传,对盘崇的瑶民起义影响深刻。盘崇起义的前几十年,唐朝末期的广明元年(880),道州人何庾与江华人蔡结又在萌渚岭一带发动过起义,同样也攻克了道州。俗话说:“姐姐做鞋,妹妹捡样。”何庾领导的农民起义,也为盘崇起义带了头,做出了榜样。  

《零陵要鉴》说:盘崇起义的据点是盘容洞,这个盘容洞指的是今井塘、横岭、洪塘营三个瑶族乡一带。据考证,盘容洞不仅仅是三个瑶族乡一带,而且还包括蚣坝镇、四马桥镇一带。蚣坝镇的新油榨行政村有一个自然村叫“瑶官”,据说该村曾经是盘崇起义军的大本营。该村的四周原来都有用盆大的鹅卵石砌成的围墙,一人多高,非常坚固。围墙上还留着一些用来瞭望的小孔,经过一千多年的变迁,至今还有一处残垣断壁的痕迹。该村为什么取名“瑶官”,据说是瑶王盘崇发动瑶民起义,为攻打道州城,在此设立指挥机构。起义军的首领都驻扎在这里,以后这里有人建宅居住,村名就叫“瑶官”。  

除了“瑶官”这处指挥据点外,附近的深山老林里还有几处总指挥部的下级军事机构安营扎寨的地方。这几处地方是洪塘营、滴水营、周塘营。这里的村名取“营”字,就是因为起义军在此驻扎。周塘营距滴水营、滴水营距洪塘营的距离都在15里左右,这三处地方距瑶官也都在20里左右。这说明盘崇起义军兵勇部属驻扎的地点是有意安排的,这在冷兵器时代在军事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三处设营的地方隐蔽在大山深处,进可攻,退可守,都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相传洪塘营的地理位置和周围几个村的地名,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起了不小的作用。1994年秋冬,日军进犯道县,形势一天比一天险恶。旧县政府起初从县城迁至横岭,不久又迁至洪塘营。日本侵略军得到这一情报后,想方设法派兵要到洪塘营消灭驻在那里的抗日指挥机关。一队日本侵略军开到蚣坝一带后,就向人打听去洪塘营怎么走,并抓老百姓带路。当问到一个老人时,他回答说:到洪塘营先走横岭,横岭往前,过乱石(烂石村名),过了乱石再往前,就是深海(村名),过了深海,就走烂泥湖(村名),走过烂泥湖就快到洪塘营了。这队日本兵来得匆忙,没带地图,听老人这么一说,心里暗暗思索:横岭,一个横切面的岭,可能是悬崖峭壁,可以想办法爬过去。乱石,到处是散乱在悬崖上的石头,随时都有可能砸下来,也可设法躲过。深海,一个很深的海,这一带虽然不临大海,想必是很宽很大的深潭,也还可以扎木筏过去。烂泥湖一定是个烂泥的湖泊,要走过这烂泥湖,这可太危险了。说不定会陷在那烂泥湖里丢掉性命。想到这里,这日本小军官打了退堂鼓,命令打道回府。  

这虽然是则笑话,是否真有其事,没有考究。但是,作为瑶民起义的首领盘崇,选择在这一带聚众起义,把这一带命名为“盘容洞”,冠以“盘容州”并自称盘容州的“都统”,说明这一带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说明盘崇这个瑶民领袖颇具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盘崇还利用了这里的险要地形,招兵买马,训练兵勇,才得以攻克道州、郴州,并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盘崇领导的瑶民起义,虽然有得天独厚的有利地形,自己又英勇善战,但他们缺乏正统的理论指导,只是为了自身和局部的利益而战,免不了和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一样,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太平天国在道州  

蒋元神  

洪秀全发动和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继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之后,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它的规模之大,活动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绝不亚于甚至超过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它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太平天国在道州驻扎59天,而这短短的59天,是太平军由惨败到重新扭转局面,发展壮大的转折点。道州,对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来说,有类似于后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遵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洪秀全,原名仁坤,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是一个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清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农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接连攻克永安(今广西蒙山)、桂林,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次年六月又攻克全州后,分水陆两路向湖南进发。因途中在蓑衣渡遭到清军将领江忠源的伏击,太平军的船只、辎重损失惨重。南王冯云山牺牲,损兵折将。蓑衣渡一仗,太平天国这支四五万人的队伍骤减到“能披甲上阵者不满万人”。于是,他们放弃水路进军湖南的计划,改由走旱道攻占永州。六月九日,暴雨倾盆,河水猛涨,阻断了太平军前进之路,使他们陷入“前行不得逞,后退无驻足”的困境之中。此时,洪秀全果断作出“南下道州”的决策。  

得知太平军来袭,驻防道州的清湖南提督余万清、道州游击翟我谦被吓得将垒死的城门撬开,逃往江华,只剩知州王揆一孤军把城。太平军突然兵临城下,从西城门攻入道州。正在城东门巡视的王揆一见城中百姓向东门逃跑,便知城已失守。于是,他从城墙上跳下,投进潇水河自杀。后被一小渔船救起,仓皇逃走。太平天国没费吹灰之力,便占领道州。  

太平军众将领在道州城里运筹帷幄,士兵们驻扎在各个交通要塞,一面把守,一面休整。他们在道州休整期间,首先是大造舆论,展开对民众舆论引导,以得到基层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奉天诛妖安民谕》等,揭露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凶残、无能以及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号召天下劳苦民众伸民族之大义,举起义之旗帜,以唤起人民大众站起来,联合起来,投身农民起义的浪潮,共同来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建立“太平天国”。檄文发出后,得到天下劳动人民的认可,他们被檄文的慷慨激昂所感动,被檄文的至理名言所觉醒,被檄文的真诚热烈所驱使,纷纷举起义旗,投入太平军的行列中。  

其次是布告四方,招兵买马,扩大实力。檄文发出后,劳苦民众积极响应,道州城内的一些贫民、小商小贩、工匠及周边农村的长工、穷苦农民,纷纷前来参加起义军。当时有人撰文写道:檄文发布,风起云涌,贫苦人民竞相转告,投奔者络绎于途。太平军攻占道州的壮举,同时感召了活跃在湘南一带的“天地会”,他们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特率众前来投奔,愿意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清政府。如郴州的赖大英、李八率部数千,星夜兼程而来,洪秀全即将二人封为检点。还有郴州的刘代伟也派人与太平军取得联系。何贱苟的天地会派出大部分兵力,与太平天国联合作战。当时曾国藩从缴获的腰牌、令箭、图记中看出了何贱苟与太平军的关系,分析说:“永道之贼匪(天地会)与金陵之粤匪(太平天国)相通,实为湖南之巨患。”洪秀全将这批新生力量另立为“道州大旗营”,以东门村秀才何见机为将,率领这支新军随同自己赴前线作战。  

其三,成立“土营”制造各种兵器,雇请裁缝赶制军装。洪秀全从道州、郴州、桂阳来的挖煤工人及在湘源一带开矿的矿工中,挑选出一批有爆破技术的人,专设一个赶制兵器的机构,他们称之为“土营”。这些人是对反动统治阶级有刻骨仇恨,受压迫剥削最深的穷汉。土营成立后,他们从城中搜集废铜废铁,建起土炉,拉起风箱,熔铁铸炮,在短时间内,就制造出大小炮三百余尊,还打造了其他冷兵器。同时,缝制出红、黄、蓝三色军服以壮军威。  

其四,明确了行军路线和战略目标,整肃了军纪,稳定了情绪。东王杨秀清在镇守东门时,发现部下思乡情绪甚浓,有杀回老家的想法,看不清形势,有打退堂鼓的思想。针对这一情况,他用“骑虎难下”作比喻,斩钉截铁地告诫部下说:“形势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他同时向天王洪秀全建议:“今日上策,莫若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长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南京)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事不成,黄河以南,为我有矣!”洪秀全对这个建议十分赞同,当即采纳,传谕部下。在这个战略目标鼓舞下,将士们士气为之大振,奠定了杀出重围,所向披靡,定都南京的基础。  

对太平天国在道州采取的这些举措,清政府的官员们还蒙在鼓里,如在睡梦之中。钦差大臣赛尚阿妄图用“屯兵城外,死死围困”,迫使太平军不战自毙。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章上说:“道州三面濒河,城中粮草甚少,如能严密固守,使其不能复窜,可期不战自毙。”皇帝信其谗言,下诣奏准。于是,赛尚阿命令和春率兵万余,固守道州城之东北;命令刘长春、王家林固守道州城之西南,对道州城里的太平军形成四面包围之势。赛尚阿的企图,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太平军早已做好突围的各种准备,洪秀全派何见机率侦骑悄悄出城,四处侦探。当得知东南面敌兵甚少,防守薄弱,便选定此处作为突破口。七月二十四日,太平军以一部乔装湘勇,巧妙冲出包围圈,突然袭击江华县城,斩杀知县刘兴恒。七月二十九日,又拿下永明城,军威大振。清军误认为太平天国要杀回广西,急忙调兵遣将进行追剿。八月十日后半夜,太平军组织全面突围,由七里岗向四马桥东进。清军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太平军已远走高飞,清军才如梦初醒,方随足迹尾追。这时,攻克江华、永明的太平军随即向东急进,与主力在宁远下灌会师。一股浩浩荡荡的铁流,十二日攻克嘉禾,十三日又取桂阳、蓝山,十七日攻下湘南重镇—郴州。太平军如奔泻之山洪,汹涌澎湃,迅猛异常,锐不可挡。  

从太平天国这段史实中不难看出,太平军在道州的休整扩军、运筹、声讨等一系列举动,扭转了蓑衣渡一仗的被动局面,重新发展壮大起来,道州这座城市及其辖境,对太平天国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  

杨秀清坐镇东门守道州  

何家壬蒋元神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他家住在广西桂平县一个叫平隘山的深山老林之中。杨秀清五岁丧父,九岁丧母,自幼孤苦伶仃,四处流浪,生活艰难困苦,是靠其伯父杨庆善抚养成人。成年后,他在山里以种树烧炭为生,经受着清贫、寂寞、受人歧视和被人压迫剥削的悲惨折磨,与反动统治阶级有着刻骨的仇恨。  

杨秀清青少年时代的苦难遭遇,磨炼出了他坚毅、刚强、豪爽的性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很受当地贫苦农民、烧炭工人的拥护。在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情道理书》中说:“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莫如东王”,指的就是杨秀清。  

1845年,冯云山到紫荆山宣传组织“拜上帝会”,杨秀清带头加入,又积极动员与他一起烧炭的穷苦人一道入会。自参加拜上帝会后,久居深山从不知道外面世界,对革命道理一无所知的他,从此提高了革命觉悟,一通百通,件件事都得心应手。1847年,拜上帝会遭到地主武装团练的破坏,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返广州营救,杨秀清与洪秀全结识。在拜上帝会陷入混乱状态、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安定人心,使拜上帝会转危为安。此后,他与洪秀全聚义结拜,走上农民起义之路。洪秀全在他的《潜龙诗》中写道:“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写的就是洪秀全与杨秀清等六人结拜、风云际会的内容。  

1851年12月17日,太平天国成立,杨秀清被封为“左辅正军师东王”,并明确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实际上,杨秀清成了太平天国总揽军政大权的统帅。蓑衣渡一仗战败之后,杨秀清向洪秀全提出转战道州的建议,得到了采纳。杨秀清“短衣赤足”,率领“鹑衣百结”的太平军从泷河而上道州,履险为夷,兵不血刃而取道州城,打响了进军湖南的第一仗。进入道州,杨秀清率兵驻扎东城门外,严防死守,运筹帷幄,立下了赫赫战功。  

杨秀清在坐镇东门守卫道州期间,他身先士卒,作风朴实,吃苦在前,与下属及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一面秘密扩军备饷,暗里向道州人民宣讲“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道理。他军纪严明,市井不惊,城乡安宁,秋毫无犯。围剿太平军的湘军头目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描绘杨秀清护从不过数人,防范甚疏,且不禁闲人出入。称他“总揽大纲,一无所紊,尤善抚爱伙党,有事传会,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贼所倚赖者秀清一人而己”。  

杨秀清聪明过人,他虽然出身贫苦,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但在洪秀全影响和帮助下,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从他坐镇东门固守道州城的兵力部署上,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具有较高军事素质,独具战略眼光的军事家。进入道州之后,他把一部兵力放在县城潇水河下游的东门至白马渡一线,防止从永州顺河而上的湘军;又把一部放在河上游的水南至七里岗一线,防止从江华、永明水路、陆路而下的湘军及地方兵勇。另一方面,在万不得已之时,还可以向四马桥方向迅速撤退,向郴州方向转移,留下了退路。  

太平天国军队在道州期间,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机。他们对外以严防死守抵御来剿的湘军,在内部他们大造农民起义、共享天下太平的舆论,发布多个慷慨激昂的檄文,以唤起民众。檄文发出之后,湘南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及穷苦的工人农民纷纷响应。郴州的赖大英、李八率部数千,星夜兼程而来,还有郴州的刘代伟也派人来与太平军取得联系,道州“天地会”的首领何贱苟,派出大部兵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道州在癞子山挖矿的矿工,郴州、桂阳、嘉禾一带的煤矿工人,三五成群,结伴来投奔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将投奔而来的农民义军首领都委以重任,将投奔而来的农民工人组成“道州大旗营”,并点东门村秀才何见机为将,统领大旗营。当时有文章称:檄文发布,风起云涌,劳苦矿工、穷苦农民及手工业者奔走相告。他们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投奔者甚众,愿意联合起来抗击腐败的清政府。  

杨秀清在驻守东门期间,将投奔而来的人员中的工匠,一一造册登记,分门别类利用他们的专长。一是将矿工和挖煤工人中有爆破技术的人员组成“土营”,专门制造各种兵器。他们从城乡收集废铜烂铁,叫木工、砌工赶制风箱,建造土炉,打造大刀长矛,熔铁铸造土大炮小炮。为了铸造大炮,他们从各个庙宇中找来焚香烧纸的铁鼎,打碎后投入熔炉铸炮三百余尊,以强军备。将会裁缝的工匠集中起来,赶制出红、黄、蓝三色军服,以壮军威。  

杨秀清统领全军,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在东门驻扎期间,制定了严明的纪律,规定:“凡安民之家,安民之地,无令敢入民宅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即砍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即砍右脚。”士卒们自觉遵守,致死效忠天国。当时有评论说:太平军“渡不测之渊,登壁立之山,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强悍善战,致死不挠。”  

自古以来,天下的一切新生事物的诞生到成长,总不是一帆风顺的。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太平天国也并非一方净土。太平天国的将士们在投身义军之前,饱受官府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报仇雪恨,推翻腐朽政权,因此革命性很强。当金田起义的火山爆发之时,他们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跟随洪秀全、杨秀清等,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打永安,攻桂林,取全州,下道州,他们在战斗中奋勇争先,拼死杀敌,表现出无比的坚强和勇敢,没有任何的思想杂念。但是,到了道州之后,敌军围而不攻,太平军长达数十天没有战斗,他们有了休息的机会。无事则生非,在短暂和平的环境里,一种恋土、思乡、回归故地的思想便纷纷在将士们的心中滋长起来。一些眼光短浅的将士要求突围道州,转攻灌阳,打回广西去。这种思想的产生,无疑会软化士兵们的革命意志,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为了统一思想,稳定军心,东王杨秀清以“骑虎难下”这句成语为目前太平军面临的形势作了生动的比喻。他斩钉截铁地告诫全军将士:我们“已骑虎背,岂能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若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事不成,黄河以南,为我有矣!”  

在杨秀清的宣传鼓动下,将士们打消了杀回老家的错误想法,全军士气为之一振。在道州驻扎五十九天之后,得知官府军队已从南、西、北三面出击,包围太平军时,他们以“声南击东”的战略战术,以小股兵力从江华、永明方向突围,调动敌人。太平军主力从东门撤出,汇合于四马桥,然后进军郴州。太平军在杨秀清指挥下,不论男女,都骁勇善战,运用在东门铸造的大炮、长矛、马刀,打得清兵望风披靡,为日后定都南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何贱苟创立天地会  

蒋元神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道州虽然是地处“南蛮”之地的边远山区,但由于封建剥削和压迫,众多有识之士被“逼上梁山”,奋起反抗。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可谓是风起云涌,彼伏此起,前赴后继。清代咸丰年间,何贱苟发动的这起农民起义,可算得上是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活动范围较宽的一起农民起义。  

何贱苟,正名叫何文华,贱苟是他的小名,意即浪贱的小狗,他家住道州南乡岩头村(今属四马桥镇)。岩头村是一个很小的村,村前村后皆是石山,土地贫瘠,水源奇缺。农民靠在石山窝里开垦出一块块小小的土地种旱粮为生,生活十分艰苦。何贱苟的家几代都是贫苦农民,官府的暴敛,乡绅的剥削,在幼小的何贱苟心上烙下深深的印迹。何贱苟天资聪颖,自幼习武,成年后又四处拜师学武艺,结识了诸多身怀绝技、武功高强的朋友。有了一身武功,而又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何贱苟,眼看着贫苦的乡亲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经常与朋友谈及聚众起义、对抗官府的事。几个朋友一拍即合,很快就拉起了一支队伍。起初,何贱苟他们只是在乡间劫富济贫,把抢掠富豪的谷米分给贫民,得到民众拥护,队伍越来越大。  

清咸丰元年(1831)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农民起义,号称“太平天国”。紧接着,太平军攻克了兴安、桂林。次年的六月又攻克全州,随后分水、陆两路向湖南进发,攻克了道州。  

太平军的壮举,像一股滚滚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涌入湖南后,在湘南各州县激起层层浪花;像一团山火,以星火燎原之势点燃了活跃在楚南大地各路农民起义军的堆堆干柴;像一阵旋风,以锐不可挡之势,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广西武宣县的胡有禄和湖南东安县的朱洪英,都聚集起万余人的起义队伍,他们仿效“太平天国”之举,号称“升平天国”。胡有禄自称“定南王”,朱洪英自称“镇南王”,率众与官军对抗。战旗指处,捷报频传。  

太平天国、升平天国农民武装起义的消息,早就传到了何贱苟的耳里。听到这一大好消息,何贱苟兴奋不已。他认为报仇雪恨的时机已到,必须要尽快地、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于是,他与常宁县、桂阳州、宁远县的几个朋友商定,以自己家乡的岩头、常宁的五洞、桂阳的白水、宁远与道县交界的癞子山为据点,秘密串联,以发“腰牌”、“令箭”书信等形式,暗中联络,扩大组织,他们称之为:“发牌调码”,很快就聚集起五千余人,人员来自湘南十余州县。何贱苟仿效太平天国、升平天国的做法,举起义旗,创立“天地会”。何贱苟自称“普南王”。  

天地会这个名称原是清朝康熙年间民间的一种反清复明的群众组织。天地会的发源地在福建,说是漳浦县的一个叫陈丕的人,拜万提喜为师,要求加入他们的会党组织。入会的人在入会时都要举行八拜仪式,即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因此,将会党组织取名“天地会”。后来,几经辗转流传到两广及台湾地区。何贱苟也把他的农民起义军以“天地会”命名。  

清咸丰三年(1853)四月,何贱苟派部下何禄、吴玉老十率兵袭击驻扎在杉木树的清军把总许德禄,乘胜围攻县城,杀死了许德禄和典史吴世昌。湘军首领曾国藩听到消息,立即派兵增援,吴玉老十战败被擒。十一月,何贱苟亲自率兵出征,一举攻克常宁县城。十二月又与清军练勇战于洋泉,因力量悬殊,天地会失利。何贱苟遂由嘉禾、蓝山转移至道州四眼桥(四马桥)驻扎,随即派人与广西胡有禄起义军取得联系。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大破清总兵安长泰,杀死把总吕至贵、王銮,声威大震。曾国藩闻报,急调知府张荣祖、储久射等率兵增援。十二月八日,双方在四眼桥之藠头坪展开激战。此役清兵人多势众,何贱苟指挥天地会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损兵折将。咸丰四年十月,何贱苟、胡有禄又与东安朱洪英联合起来,大败陈立纪的团勇,然后将道州城团团围住。早就逃出城外的知州冯昆,派兵到岩头,把何贱苟家属全部杀掉。何贱苟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更是义愤填膺,攻城报仇,愈加急迫。何贱苟命令将士们用藤牌护体,滚地前进,架梯爬墙,奋勇登城,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在道州城悲壮肉搏。清军凭借坚固的城墙,据险防守,天地会一次又一次进攻,都被清军堵住。何贱苟见久攻不克,便用智取。他把一支起义军装成清兵援军,想骗开城门,又被清兵识破。十一月五日,清政府派出的各路增援清军陆续赶到道州,他们精心策划从四面八方把何贱苟的起义军来一个反包围,将其团团围住,企图用里应外合、内外夹击的方式,一举消灭天地会。危机时刻,何贱苟镇定自若,指挥以一部继续攻城,压住城内清军不敢出城,另派一支队伍迎击来援的清军。头一天在五里亭打败了清军游击骆元太,第二天又在蛇皮渡(今斜皮渡)打败了苏元林,把援军追到濂涛湾。两路劲敌刚被打跑,知州王鑫率领的另一路清军又从江华赶来。退到濂涛湾的清军得知又有援军到来,便再次卷土重来,杀声四起。天地会看到清军人多势众,估计自己力不能敌,朱洪英才下令放弃攻打道州城的计划,避实就虚,不与清军主力对抗,分兵攻取江华、宁远而去。  

何贱苟率领的天地会与各路农民起义队伍互相配合,联合作战,声威大震,加入者越来越多,队伍不断壮大。加之他们作战勇敢,捷报频传,湘南震动。农民起义军的壮举,成为清政府的心腹之患,一些军政要员被吓得屁滚尿流。湖南巡抚张亮基闻报,无可奈何地哀叹:“湖南各州县、盗贼会匪,在在充斥。前此粤匪(指洪秀全)一入永州,即有衡、永、郴、桂各处土匪潜赴贼营,为之引导。以固数千里外山洞之寇,深入内地,毫无阻隔,岐途僻径,恍若熟游,而贼匪每次被剿窜出,所剩长发真贼(指太平军)无多,旬日之间,啸聚又已逾万。”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吉云叹道:“贼匪之可恶,有甚于前川楚教匪者。川楚教匪杀人放火,人人痛恨。今该匪不杀人,不放火,所至抢掠谷米,分给贫民,从之者众。而官兵转所至骚扰,使民不畏贼,转畏官兵……”  

清咸丰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何贱苟、胡有禄、朱洪英的联军又大败广西兵勇,然后再分兵两路转攻湖南。一路入道州境内,一路绕道攻占东安,生擒知县史直。九月,胡有禄与清知府刘长佑战于广西全州白沙,因寡众悬殊,不敌清军,败回东安。接着又与王鑫战于桐子山口,损失将帅多名。后又进军祁阳、邵阳交界的四明山,据险固守。清政府又派来大军围剿,扬言:“不消灭天地会决不罢休!”在这次战斗中,胡有禄兵败被生擒,何贱苟壮烈牺牲。此役天地会战死者千余,余皆逃散。  

大革命时期道县农工运动  

蒋元神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共双方实现第一次合作。在共产党中央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其势如山洪爆发,有力地涤荡着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污泥浊水。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述的:“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1925年至1927年间,中国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前所未有的革命高潮。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大革命时期。  

道县的农工运动始于1926年春。1926年6月,从外地求学毕业,在学校加入国民党的蒋荣辉(小甲陀仂复村人)、杨毓汉(小甲西原村人)回到道县组建国民党县党部。在组建过程中,他们的“恩人”,在县政府任参议会议长、县保安团营长的土豪劣绅,称霸一方的“地头蛇”,永属保安司令的女婿杨隆卿(小甲杨家岭村人)混了进来。县党部组建时称为“中国国民党道县党部执监委员会”。蒋荣辉任常务委员,杨毓汉任执行委员,杨隆卿任监察委员。县党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开展农工运动。  

由于有杨隆卿及其后台的把持操纵,1926年2月,县长委托杨隆卿指定一批土豪绅劣、地痞恶霸担任各级农会的负责人,参加农会的也只有少数土豪劣绅。  

当年6月,胡冠军、欧阳立回县后,目睹了当时农民协会的现状,忍无可忍。他俩只好回到各自的家乡四马桥、上梧江发动穷苦民众,从基层乡农会开始,改变旧农会。到了9月,陈清河来到道县,成立了中共道县特别支部后,立即派胡冠年、欧阳立回家乡成立农民协会。陈清河以农民协会的成立应当自下而上,农会的负责人应当由农会会员选举产生为由,撤销了旧农会,重新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胡冠军、欧阳立、何铮、何光前等人负责。与此同时,陈清河又决定成立县工会、商会、教育联合会、手工业联合会、妇女会、青年联合会等。指派杨绩、蒋仁静为工会筹备处负责人,陈家銮为教育联合会负责人,李元基为手工业联合会负责人,周锦云为妇女联合会负责人,青年联合会由胡冠军兼任。  

到9月中旬,全县各乡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后,县农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这天,各乡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县城各个联合会的负责人均出席大会。大会选举何铮为道县农民协会会长,何光前为副会长。  

农民协会成立后,首先开展的工作,就是减租减息,平籴平粜。把那些高利盘剥、屯积居奇、贱买贵卖的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示众。要他们把剥削的粮食交出来,由农会干部到圩集上煮粥施给贫苦农民。每逢赶集这天,全县的各个集市都有农民协会的干部在集镇上施粥。胡冠军在四马桥把称霸一方的大土豪冯子峰绑缚到集市上游街示众。杨绩、周锦云在大坝头村把罪大恶极的地主杨××捉住游村。限令他们把田租降下来,把粮价降下来。其次是乡村中的一切权力收归农会。农民协会成立后,原来那些掌握乡村实权的保甲长、封建把头、宗族族长都变了缩头乌龟,再也不敢胡作非为。村乡中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农民协会说了算。第三是提倡妇女解放,提高她们的地位。自古以来,中国妇女受封建统治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约束,妇女的地位十分低下,动辄挨打受骂,受尽折磨也不准离婚。丈夫亡故后,再年轻的妇女也不准改嫁,只能守活寡。农会成立后,废除了这些清规戒律,妇女得到了解放。新的县农会成立时,就吸收周锦云、朱洁、何杏芬三名妇女骨干参加。在乡农民协会,妻子被丈夫打了,她们可以理直气壮找农会干部评理。  

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到1926年10月,全县共成立了乡村农会139个。农民运动高潮迅速掀起,触动了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的神经,他们不甘心失败。10月底,国民党县党部的蒋荣辉、杨毓汉、杨隆卿等右派将农运特派员陈清河谋杀,沉尸潇水河。四马桥一带的大土豪冯子峰被游街示众后,跑到杨隆卿家里告状。在杨的指使下,冯子峰回到四马桥组织一批土豪劣绅成立假农会,以到圩镇上施粥为名,四处散布谣言,污蔑农会干部。然后又跑到水南村,以寻亲为名,串联几名恶霸地主到县农会闹事。胡冠军得知这一情况,即刻带领农民自卫队将其驱散,并当场揭露他们的阴谋。  

陈清河被害之后,胡冠军、欧阳立经过秘密查访,将事实真相上报给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湘南特委。不久,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区委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共产党员、省农运特派员王文来道县处理陈清河被害案件。蒋荣辉、杨毓汉、杨隆卿被押解回省法办之后,王文留在道县接替陈清河继续领导农工运动。  

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召开全省农工运动代表大会。道县选派胡冠军为农运代表,杨绩为工运代表晋省出席大会。开幕之前,胡冠军、杨绩泼墨挥毫,给大会写了一张贺词,祝贺大会胜利召开,内容是:“莽莽神州,巍巍衡岳,帝国专横,军阀暴虐;唯我工农,革命雄略,一致团结,始终不忒;总会告成,工农有托,今兹开幕,庆祝同乐。”  

王文在道县期间,按照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示,在农工运动的骨干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成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他在家乡永明县发展党员数名,建立了中共永明县“二七”支部。在道县,他从农会及各行业联合会骨干中以“入校”为名,发展共产党员5名,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党小组,把农工运动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1927年4月,由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沙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后,全省各县农民自卫队集结数万农民武装,准备围攻长沙,夺回失去的民众权力。道县的农民自卫队在胡冠军带领下,集结于四马桥准备开往郴州到省里汇合。但由于当时农民武装处于弱势,不能与国民党正规军抗衡,上级党组织决定取消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入地下活动。  

“马日事变”后,道县的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骨干,各级农工运动的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骨干被捕、被杀,也有个别的自首或叛变。  

道县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  

蒋元神  

道县的第一个党支部是1926年9月建立的。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共产党员的数量迅速增长,全国各地共产党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特别是继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全国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共产党中央部署在各地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农工运动,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实施共产党的纲领。为了配合农工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表示对国共共同倡导的工农运动开展的诚意。  

道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没有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直到1925年,才有几名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前后,中共湘区委员会选派一批刚从学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到各县开展农工运动。在此期间,先后有道县在外求学的杨绩、胡冠军、欧阳立等几名共产党员回到家乡。杨绩,字克勤,小甲大坝头村人,在道县甲种师范毕业后,考入中国国民革命军湖南政治讲习所学习,在校期间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被派回家乡指导工人运动。回乡前夕,为工作需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胡冠军,又名胡纥,四马桥周家山村人。1922年考入衡阳省立男子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回道县指导农民运动。欧阳立,上梧江(今属双牌县)人,濒洲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讲师学校,在学校加入共产党。1926年7月毕业后,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回家乡指导农民运动。这几名共产党员回到家乡后,道县的农工运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1926年初,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的陈清河被调派到衡阳中国共产党湘南特别委员会任组织部长。陈清河系浏阳县人溪乡七溪村人,1918年考入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受到毛泽东、夏曦等的影响,积极投身学生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家乡浏阳从事革命活动,创办《浏阳旬刊》并担任编辑,亲自撰文宣传马列主义。之后,又被派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担任工人夜校的教师。他自编教材,给工人们上课。调任衡阳后,并任国民党衡阳市党部常务委员。1926年6月,陈清河受中共湘南特委指派,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工运动特派员身份到湘南各县考察党务、指导农工运动。但实际的使命是来各县发展共产党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1926年9月,陈清河来到道县。经过调查了解,道县的农工运动虽然有几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开展工作,但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国民党道县党部的右派手里,实际上是被道县的“土军阀”唐熙所控制,运动的开展很不理想;虽然成立了农会和工会,却如一潭死水,有名无实。于是,陈清河决定首先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入手,把几名共产党员团结到党组织的周围,逐步发现骨干,壮大共产党的队伍。然后,再改组国民党县党部。  

陈清河与胡冠军、欧阳立、杨绩商议,提出了建立道县共产党支部的想法,胡、欧、杨三人积极拥护,说:“我们几个回到家乡这段时间来,就像离娘的孩子,有苦无处诉,做事没头绪。早几个月就听说上级派了领导人来,我们是天天盼,时时想。现在陈特派员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陈清河告诉他们,自己是祁阳、零陵、道县三县的特派员。在祁阳、零陵了解情况时,听说道县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才匆忙赶来道县。  

经过两次会议之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道县特别支部委员会”,选举陈清河为特别支部书记,胡冠军为组织委员,杨绩为宣传委员,欧阳立为委员。特别支部隶属中国共产党湘南特别委员会。  

特别支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国民党道县党部。原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蒋荣辉(小甲佗仂复村人),执行委员杨毓汉(小甲西原村人),监察委员杨隆卿(小甲杨家岭村人,唐熙的女婿)均是唐熙的心腹,是唐煕用金钱圈养起来的。他们掌握县党部的大权,胡作非为,调戏妇女,压制农民运动,纠集一批土豪劣绅成立假农会。基于此,陈清河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委任胡冠军为县党部组织委员,掌握县党部的实际权力。并派胡冠军回家乡四马桥、欧阳立回上梧江开展农民运动,派杨绩到各乡指导手工业工会工作。同时,陈清河还在农、工、商、教、青年、妇女等各界培养骨干,筹备成立各界群众组织。  

特别支部的这些举措,极大地打击了蒋荣辉、杨毓汉、杨隆卿等的反革命气焰。于是,这三人对陈清河怀恨在心,就在特别支部成立不久的9月下旬,三人密谋将陈清河杀害于望云亭,碎尸后沉入潇水河中。事后,三人到处散布谣言,说陈清河“不辞而别”,失踪了。  

陈清河“不辞而别”失踪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在乡下开展农运的胡冠军、欧阳立的耳里。得知这一不幸消息,胡、欧二人回到县城,进行密查,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并将调查情况书面报告中共湘南特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不久,湘南特委即派人来道县处理陈清河被害案件,将三名罪犯押解长沙依法惩办。  

陈清河被害之后,由于多种原因,中共道县特别支部没有重新改选,其组织依然存在。  

1927年4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道县的军、警、特按照许克祥的旨意,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的骨干。各级群众组织遭到彻底破坏,一批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骨干被捕、被杀和被迫叛变自首。胡冠军逃回家乡,躲进瑶山中仍然坚持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与敌斗争。于1927年10月被唐煕派出的特务抓获。在狱中胡冠军坚贞不屈,于1928年6月被杀害于道县,年仅24岁,临刑前还写诗明志:“身羁缧絏若无事,为党牺牲意料中。自古英雄多不幸,岂徒羑里困蛟龙。”欧阳立于“马日事变”后躲回家乡上梧江,利用深山老林与敌周旋。1928年他独身一人到上海找党的组织。到达上海得知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他又准备前往江西。在安徽芜湖到江西九江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捕,1929年被杀害于长沙。年仅24岁。杨绩逃到外地,久追未捕,穷凶恶极的国民党特务就把他还未成年的女儿抓去严刑拷打,并施以强暴,其女遭受敌人践踏后,上吊自杀。1930年,杨绩因病回到家乡,不久病故。年仅31岁。  

陈清河被害之谜  

蒋元神  

1926年深秋的一天,上海《申报》登出一则消息:中共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国民党衡阳市党部常务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陈清河在道县“不辞而别”,失踪了。陈清河为什么失踪了呢?这里却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1926年,在共产党倡导下,各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体现共产党合作的诚意,帮助改组国民党,此前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任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组织部长的陈清河(浏阳人)在长沙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6年秋,陈清河受中共湖南区委和中共湘南特委的委派,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衡阳市党部常务委员的身份到道县等地考察党务,宣传讨吴(佩孚)、倒蒋(介石)运动为名,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共产党组织。9月中旬,陈清河来到道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即与先期从衡阳三师等校毕业被派回家乡指导农民运动的中共党员胡冠军、欧阳立、杨绩、陈树荣取得联系,秘密成立了中共道县特别支部,隶属中共湘南特委。陈清河任支部书记,胡冠军、欧阳立、杨绩为委员。特别支部成立后,陈清河召集一些进步青年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现并培养农运骨干,准备培养几名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组织。同时派胡冠军回家乡四马桥,欧阳立回家乡上梧江(原道县辖区)开展农民运动,陈清河留在县城准备改组国民党县党部。道县的国民县党部的实权掌握在国民党右派的手里,对农民运动采取仇视、压制的态度,农民运动死气沉沉。县党部常务委员蒋荣辉、执行委员杨毓汉虽然也是衡阳三师的毕业生,但均属国民党右派,而且都是小甲的同乡。监察委员杨隆卿是县团防司令唐煕(夏柳村人)的女婿,唐煕的大儿子唐孟侯,1927年曾任省“剿共”法院院长,小儿子唐季侯后任道县保安团团长。杨隆卿家是当地有权有势、称霸一方的大官僚地主,蒋荣辉、杨毓汉上学读书都是靠杨隆卿家资助的。这三个人在国民党县党部内拉帮结派,吃喝嫖赌,利用唐煕的权力,暗地里打击报复农运骨干。基于此,陈清河决心改组道县国民党县党部。他向省党部报告情况后,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委任胡冠军为县党部组织部长,欧阳立、陈树荣为委员。随即在县党部考棚(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召开农、工、商、教、妇女、青年各界代表会议,成立农会、工会、商会、教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共青团各群众团体的筹备处,拟定各筹备处的负责人。  

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眼看县党部这几个共产党员掌握了实权,他们的权力被削弱,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对陈清河怀恨在心。一天,正当杨隆卿、蒋荣辉在县党部内公开调戏妇女、施淫威乱行两性关系时,被陈清河当场发现,并对杨隆卿、蒋荣辉狠狠训斥了一番,蒋、杨二人狼狈不堪。事后,杨、蒋二人对陈清河更是恨之入骨,遂起杀人之心。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经过密谋,一个杀害陈清河的阴谋计划出台了。  

10月底的一天傍晚,陈清河忙了一天的工作,将写好的道县党部调查报告邮寄给省党部,吃完晚饭后正在卧室里思考着下一步的工作打算。突然,蒋荣辉、杨毓汉二人推门进来,邀请陈清河到外面散步,并说是要向陈特派员汇报思想和工作。陈清河虽然对蒋、杨二人的行为有所了解,但考虑到二人是衡阳三师毕业的青年,很想挽救他们,也想找他们谈谈,既然他们主动来邀请,就不加推辞地答应了。  

走出县党部的后门,从中山公园(今县委所在地)经衡州会馆,过报恩寺(今中医院所在地),一路古木参天,怪石嶙峋,月朗星疏,树影婆娑,溪流淙淙,凉风阵阵。陈清河侃侃而谈,一边宣传国共合作目前的大好形势,一边委婉开导蒋、杨二人,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蒋荣辉、杨毓汉心怀鬼胎,根本没听进半句,只是频频点头称是。眼看就到望云亭(今县一中所在地)附近,蒋荣辉、杨毓汉请陈清河去游望云亭。当陈清河走进望云亭,早已潜伏在此的杨隆卿举起一块砖头,乘其不备,狠狠地砸在陈清河的后脑上,当即昏死过去。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将先前准备好的砍刀、麻袋搬出来,将陈清河的尸体肢解后,装进麻袋,乘夜深人静之时,从江西会馆门前的滑石板处投入潇水河的深潭中。随后又回到陈清河的住处,在其床前放了一双鞋。  

次日清晨,县党部的伙夫端一盆洗脸水送到陈清河卧室,轻轻叫了几声:“陈特派员,陈特派员。”未听见应答,伙夫以为陈清河工作熬夜熟睡未醒,便把洗脸水放在门前,自己做饭去了。待吃早餐时,他又去叫门,还是没人答应,就报告了杨隆卿、蒋荣辉。杨、蒋二人在县党部散布消息:“陈特派员失踪了。”  

胡冠军、欧阳立得到陈清河“失踪”的消息,立即赶往县城,秘密查访陈清河失踪的案件。过了几天,杨隆卿拿出一笔钱,通过在长沙的内兄唐孟侯买通一记者,在上海《申报》刊登一则消息:“陈清河不辞而别。”  

胡冠军、欧阳立通过秘密调查,发现陈清河不是失踪,不是“不辞而别”,而是被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杀害了。并将调查的情况分别书面报告了中共湖南区委和中共湘南特委。中共湖南区委接到胡、欧的报告,极为重视,决定派时任区委负责人、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的戴述人、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共产党员、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王文等人,以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带领60名便衣武装人员,于11月中旬到达道县,处理陈清河被害事件。  

考虑到杨隆卿是唐煕的女婿,唐煕手里有几百人枪。戴述人等几位领导经过周密安排,把60名便衣武装人员化装成放排的、做生意的,分别住在县政府至南门口街上的伙铺里。几个领导带着警卫人员找人调查取证,秘密审问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罪证基本核实后,戴述人等又用了一计。这天一大早,县党部门前摆了三顶小轿,以通知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晋省赴会的名义,将杨隆卿等三人秘密逮捕。在县党部考棚的会议室里,戴述人以省党部监察委员的身份,宣布撤销国民党道县执监委员会,改设国民党道县特别委员会,任命共产党员胡冠军、欧阳立、陈树荣及国民党左派何树杏、朱洁(女)、陈文珪、何楚仕为委员。  

当三顶小轿抬到南门口,登上一条货船时,60名武装人员一齐上船,押解三名罪犯到省法办。  

两条乌篷船扯起风帆,急速向下游驶去。  

木船的桅杆尖头离开道县境内的水路渐渐远去。这时,被蒙在鼓里的唐煕如梦初醒,调集团防局士兵向下游追去。  

道县第一个党小组的建立与破坏  

蒋元神  

1926年11月,中共道县特别支部书记陈清河被害后,中共湖南区委委派区委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督委员戴述人,中共湘南特别委会书记陈佑魁,中共党员、省农民运动特派员王文,带领60名武装人员来道县处理陈清河被害案件。三位领导人经过深入调查,精心部署,巧妙地将国民党道县党部的负责人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三名杀害陈清河的罪犯,解押长沙依法惩办,王文留在道县。  

王文是永明(今江永)县人,1905年出生,1926年在湖南大学法律系毕业。青年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中共湖南区委工作。1926年,王文为便于开展农民运动,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清河被害后,国民党省党部派王文接替陈清河,为道县、江华、永明三县特派员。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王文经常往来于道县、永明之间,秘密串联,发现人才,筹划建立党的组织。在永明,他亲自创办革命刊物《永明灯》,并亲自撰文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动员民众参加农民运动,唤起穷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发动劳苦工人投身于工人运动。从中吸收农工运动骨干和各界进步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永明县成立“二七”支部,自己担任支部书记。  

在道县,王文首先找到与他同在湖南大学同系的同学,毕业后在道县监狱工作的周训,密谈成立党组织的事宜。周训,又名周振礼,字伯泉(蚣坝镇木垒洞村人),在校期间曾参加过学生运动,王文对他比较了解。两人认真分析道县形势,认为道县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陈清河被害后,发展共产党员,成立党的组织必须秘密进行,慎之又慎。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王文发现当时任道县农民协会会长的何铮(蚣坝长兴洞村人),在道县工会任职的蒋仁静(寿雁豪福村人),在手工业工会的李元基(道县江镇人),在教育联会的陈家銮等思想进步,在农工运动中表现积极,认为可以发展成为中共党员。王文通过工作谈心,上述五人都表示愿意加入党的组织,为道县农工运动出力。1927年1月,王文要他们填写好表格,以“入校”(即湖南农民运动讲习学校)为名,吸收了周训、何铮、蒋仁静、李元基、陈家銮五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有了五名党员,按照组织原则,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支部。但王文考虑到道县原隶属于湘南特委的特别支部,只是因陈清河被害停止了活动,党组织仍在,还有欧阳立、胡冠军等几名党员。另一方面,自己在永明的二七支部还需要大量精力去领导。所以,他决定暂时成立中共湖南区委道县直属党小组,代号“CP”,推选周训为党小组组长。  

中共道县党小组成立后,在王文领导下秘密开展活动,没有公开党小组及共产党员的身份,仍以原来的职务为掩护,领导开展道县的农工运动。此后一段时间,道县的农工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县城及各乡、村的农会、工会相继建立,不断完善。活动以平籴平粜,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为内容,把劳苦农民、手工业者联合到一起。到1927年3月,全县成立乡农民协会139个,基层工会39个。  

道县农工运动的蓬勃发展,触动了统治阶级和土豪劣绅的利益,他们对农工运动的骨干怀恨在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湖南的反动军阀、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许克祥,于4月21日在长沙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一夜之间,长沙的农工运动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骨干被捕被杀。“马日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道县,道县的反动分子乘机大打出手。特别是当时驻在道县的永州南五县团防司令唐煕(字尧阶,蚣坝夏柳村人,后任过道县县长),为报其女婿杨隆卿被共产党镇压之仇,立即成立道县“剿共”清乡委员会,秉承许克祥的旨意,按照许克祥的招数,带领团丁和警察,将道县农、工、商、教等群众组织驻地的牌子,办公用的桌、凳砸得稀巴烂,四处追杀共产党员及群众组织的骨干。唐煕的大儿子、当时任湖南省惩共法院院长的唐孟侯,多次回道县督战,杀气腾腾,十分嚣张。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道县,各级群众组织被迫解散,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的负责人躲的躲,藏的藏,只好转入地下活动。  

躲到乡下的周训、何铮、蒋仁静没能逃脱魔掌,三人被捕后,由唐孟侯押解至长沙。迫于唐煕父子的淫威,经不住严刑拷打,三名共产党员在长沙叛变,供出了党组织和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周训叛变后,脱离共产党,后被调任蓝山县监狱长、道县建设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前夕任县政府主任秘书,随旧政府投诚起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病死。何铮叛变后回到老家长兴洞教私塾,蒋仁静下落不明。李元基、陈家銮由于被周训等三人供出后,在道县自首,脱离共产党。之后,李元基仍从事手工业工作,陈家銮从事教育工作。王文在永明县家乡被捕,被捕后王文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在永明被杀害。  

乡村农会六烈士  

蒋元神  

1994年出版的《道县志》人物篇中,给田鹏、郭宜、何之玉、文希春、黄楚平、廖和等六人立了小传,视为烈士。为何给他们立传?因为他们是大革命时期乡村农会的负责人,“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右派杀害的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6年9月,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共产党员、中共湘南特委组织部长陈清河来到道县后,道县的农民运动才从真正意义上开展起来。到了10月,农、工、商、教、青、妇女各个群众组织的筹备处相继成立,乡村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在外地做苦工的田鹏赶回家乡。田鹏,又名田来科,营江乡人。因家境贫寒,从小就给财主家放牛、帮长工。成年后,他不忍财主的欺凌,跑到外地吃粮当兵。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兵期间又遭打骂,他又逃回家乡。这时,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又只好跟着他人到洞庭湖做苦工。在岳阳,他看到了那里的农民运动正在掀起,就立即赶回家乡,在本村组织一个农民协会,他当上了村农会的会长。  

与田鹏的经历一样,郭宜(柑子园乡人),一个在外地当差的小职员,因看不惯国民党政府的残暴和腐朽,也在农运高潮到来之时,回到家乡创办农民协会。他认为:中国非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可,必须组织工人、农民起来推翻腐朽的旧政权。  

何之玉(祥霖铺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母早逝,从小受尽人间悲惨,被人歧视,成年之后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外地闯荡江湖。1926年在郴州资兴一带矿山做苦工的何之玉,亲眼看到北伐军节节胜利,农工运动威震神州,蓬勃兴起。他毅然离开矿山回到家乡,参加农民协会,被选为村农会的领导人。在他领导下,家乡的农会办得有声有色,多次组织农会会员到县城游行示威。  

1927年初春,正是道县农工运动高涨之时,田鹏、郭宜、何之玉各自带领农会会员来县城游行,在县城相遇。三人相见如故,谈及当前道县的农民运动,情绪十分高涨。他们认为乡村中的贫苦农民是最革命的,也是最拥护革命的。办农会必须完全依靠这股力量。于是三人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贫苦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斗争到底。经过一段时间分头串联发动,加入贫农协会的就达500多人。  

道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1927年4月,继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紧接着,4月21日,长沙就发生了“马日事变”。随后,国民党的军、警、特纷纷潜入道县,秘密捕杀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的骨干。这些消息在乡下的田鹏、郭宜、何之玉虽已有所闻,但他们不怕死,决心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4月下旬的一天,田、郭、何三人通知已入贫农协会的会员到县城隍庙(今道江一小)召开大会。会上号召全体会员团结起来,坚持与敌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不幸的是,就在大会散会之后,三位领导人还没有离开会场时,就被县长派去的特务和警察抓捕了。  

三人入狱,反动派用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迫他们悔过自新,解散农会,登报站到反动政府一边,可以保其性命,并诱以升官发财之道。但三人视死如归,严词拒绝。6月上旬,三人被杀害于王婆岭(今道州宾馆后)。  

文希春、黄楚平、廖和三人是西七区农民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文希春、寿雁文家村人,1899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濒洲中学毕业后,在县立高小任教。因思想激进、看不惯官场的丑恶现象,时常发表一些对社会腐败深恶痛绝的言论,一年后被解聘。在家乡教私塾几年,他对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黄楚平、石门坊人,为人豪爽,爱打报不平。廖和,泥口湾人,性格沉稳,刚毅侠义,乐善好施。1926年10月,县农工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文希春到县城找到胡冠军商谈成立西区农会事宜,得到胡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文希春即找到黄、廖二人商议。三人都有相同的志向和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分头串联发动,很快成立了西七区农民协会,文希春任会长,黄楚平、廖和为副会长。  

西七区农会成立后,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禁烟禁赌、减租减息,平籴平粜。大路坝的王国俊是当地最大的土豪,农会把他抓起来游乡示众,把他囤积的三百多担稻谷没收,分给贫苦农民和用来施粥。这一举动极大鼓舞了贫苦农民的士气,有力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一些小土豪吓破了胆,只好按平价卖粮。  

1927年春夏之交,正是道县农工运动高涨之时。为了适应大好形势,便于与县农会联系,文希春、黄楚平、廖和决定把西七区农会办公地址,搬到县城郊区的李巴岩。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三位农会领导人都有所耳闻。但他们仍然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开展活动。马日事变后的第六天,他们还在高枧吴家召开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会上文希春深刻分析目前的形势,号召农民兄弟团结起来,粉碎土豪劣绅的反扑。当得知因开烟馆被他们抓住送到县监狱的熊朝喜,又放了出来时,文希春、黄楚平、廖和愤怒不已。看见熊朝喜大摇大摆从农会门前走过,黄楚平愤狠地一拳打在桌上,击得茶杯子都在跳。第二天,三人赶到县城,去找伪县长黄树勋评理,理未评成,却被黄树勋叫警察当场捆绑起来,送进监狱。西七区农会会员听说三位领导人被捕入狱的消息,十分气愤。当天,农会会员扛起锄头挂耙、鸟铳梭标,将县政府团团包围,要求放人。伪县长立即叫来警察,将农会会员驱散。黄树勋害怕农友们再次闯入县城劫狱,于1927年6月1日,将文希春、黄楚平、廖和三人秘密杀害。文希春牺牲时年仅28岁,黄楚平36岁,廖和37岁。  

红七军过道州  

蒋元神  

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在广西百色策动李明瑞部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化名邓斌,担任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红七军成立后,在三位领导人带领下,扩大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战报频传,打出了声威。  

1930年冬,由于红军内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红七军奉命执行“攻打柳州、桂林,在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的冒险计划,被迫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东征。一路上,由于人生地不熟,缺乏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接连打败仗,人员伤亡惨重,武器严重丢失,又得不到及时补充,红七军受到严重挫折。1931年1月2日,红七军拼命攻下湘桂交界的全州后,邓小平、张云逸等认识到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决定在全州召开临时前委会议。会上,认真总结了红七军自创建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肃清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内的影响,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改由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道州、江华迂回前进,补充粮草、弹药,特别是战士们的棉衣、棉被等军需物资。会议还决定缩编军队编制,由原来的三个师、六个团缩为二个师、三个团。因当时邓小平已离开广西到中央苏区汇报工作,会议决定邓斌继任前委书记。  

经过整顿和缩编的红七军两个师、三个团及军直属部队约4000余人,在前委书记邓斌、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率领下,于1931年1月5日取道石塘、文市,向湘桂交界的永安关进发。  

时下正值隆冬季节,因红七军官兵一直在长期无霜冻的广西南部作战,将士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单裤。进入桂北以来,又一路遭受敌人围追堵截,无法赶制冬装。进入湖南,气候突然变冷,红七军决定攻克道州城,筹集粮食、布匹、棉花,以解燃眉之急。  

国民党道县保安团得到红七军由桂入湘、进至永安关的情报,身为永属(永州府直属)湖南保安二十团团长的唐季侯即令驻守在寿佛圩的保安团第一营,派一排兵力到永安关探听虚实。1月6日,红七军在前面探路的侦察部队到达永安关时,道县保安团的一排兵力不知红七军的底细,以为只是少数红军过境,便在永安关隘口设卡阻击。  

红七军先头部队很快到达永安关,得知有敌人拦路,即下令攻击。在红军的一阵枪炮声中,保安团的一排兵力被打得落花流水,保安团的排长被当场击毙。保安兵看见排长被打死,其余的都吓破了胆,像兔子一般向山林窜去。唐季侯闻报,他判断红七军缺衣少粮,缺枪少弹,必然要攻占县城,筹集粮款、布匹和弹药。唐季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他一面向上级报告情况,一面邀请县长及县警察局的头目和各界绅士商议,寻找对策。经永州保安司令指点,又经县长和其他绅士提议,唐季侯心生一计。  

唐季侯即刻给相邻各县的民团通了电话,要他们立即组织兵力来道县协助。随后,他一面派人带领县政府机关及下属各科室的公职人员、家属等,迅速转移至城北五十里的上梧江瑶山里;一面交待县商会的头目,要他们设法用“缓兵计”拖住红军。同时,他还在县城内安插几个特务,要他们设法打探红军在城内的情报,随时向他报告。唐季侯把他的队伍拉到城外,想用“缓兵计”拖延时间,企图等江华、永明两县的援兵一到,联合起来一举歼灭红军。  

1月7日,红七军经仙子脚、寿佛圩未打一枪一弹,就顺利进入道县城里。县政府的大小官员及有钱的大户人家都逃走了,县城里失去平时的热闹繁华,店铺铁将军把守,门可罗雀。红七军领导人见此情景,大失所望。眼看筹集粮款、布匹成为泡影,但他们仍不灰心,派出几个代表去找县商会协商。几个商会的头目按照唐季侯的旨意,向红军代表大献“殷情”,装出积极筹粮派款的架势,等待保安团的到来。  

1月7日晚上,气温急剧下降,天上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红七军战士们大都是广西籍的人,还从未经受过这么寒冷的天气,加之身上衣单裤薄,冻得难以忍受。几个军委的领导人见筹款、粮、布匹的人未到,经过分析判断,敌人是在使阴谋诡计,故意拖延时间,不能再这样等下去,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正在这时,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正从三个方向向县城包抄而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决定没收部分大户的粮款、布匹,打开县政府的粮仓,将多余的粮食分给贫苦人民;打开县监狱,释放无辜被关押的群众,烧毁了县警察局的“犯人”档案,并立即决定撤出道县,抢占江华。  

1月8日凌晨,红七军击溃保安团的阻击,冲出包围圈,顶着刺骨的寒风,冒着纷飞的雪花,穿着单衣单裤,沿着道县至江华的道路开进。  

从道州到江华90里急行军,部分指战员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雪,因病和寒冷掉队的80多名战士,被紧紧尾追的道县保安团杀害。路上被俘的9名伤病员,也被押回县城杀害。  

红七军攻占道州城一天两晚,他们的言行给道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不幸遭遇,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援;他们的英雄壮举,给道县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小平夜破“缓兵计”  

蒋元神  

1931年元旦刚过,平时很少有霜冻的广西大地,突然北风呼啸,寒气袭人。特别是与湖南接壤的桂北,天气更冷。  

这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攻下桂北全州,在这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议以肃清“左倾”冒险主义在军内的错误指挥为目的,决定改变攻打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攻克湖南道州,筹集粮款、布匹、棉被,赶制冬装,以解燃眉之急。然后,取道向江西中央苏区靠拢。  

红七军自百色起义创建以来,一直奉命执行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节节失利,被迫向桂北转移。路上,接连遭受敌人的围追堵截,致使兵员锐减,弹药奇缺,给养困难,损失严重。时值隆冬,官兵们身上穿的仍是单衣单裤,破帽草鞋。进入道州这天,气温还在急剧下降,官兵们被寒风吹得脸上生痛,身子发抖。  

道州城里,平素熙熙攘攘的街道,繁华热闹的商场,今日却是异常冷清,店铺关门,居民闭户。街上空空荡荡,门可罗雀。就连那些平日在街上耀武扬威维持治安的警察,神气十足的政府官员,也都逃得无影无踪。  

军长张云逸和政委邓斌(小平)派人到处打听,寻找县商会的负责人。好久还没得到一点消息,两人眉上皱起了疙瘩。就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一个身着长袍马褂,五十开外,绅士模样的男人走进门来。他摘下礼帽,在张军长和邓政委面前鞠了一躬,说:“二位长官,鄙人是商会会长。贵军远道而来,未曾迎接,失礼,失礼了。”  

邓政委扫了一眼来人,他肥头宽腮,眉长眼细,肚子挺得像怀崽婆。说话时常用小眼睛窥视对方,脸上露出几条阴险的皱纹。邓政委一看便知,这是个老奸巨猾、别有用心的人。回答道:“我红七军从广西那边过来,路过贵地,突遇寒风。正在找你们商会,想筹集点布匹、粮食,你看如何?”  

会长假笑道:“那是,那是应该的,应该的。不过你们也知道,鄙县地处偏僻,县城又小,土地贫瘠。加之连年遭灾,百姓困苦,恐一时难以满足贵军的要求……”  

军长张云逸听得不耐烦了,抢过话头说:“少说些废话,你赶快去想办法,给我军筹集棉布四百匹,棉花三十担,大米三百担,立即交来,否则……”张军长把枪拔出来,放到桌子上。  

会长吓得像鸡啄米一样直点头:“好,好,就去就去。”但他是受了唐季侯的旨意而来,后有靠山,很快就镇定下来。他看了一眼张军长,又转弯说:“长官,您先别急。鄙县是个山区小县,山里人都未见过世面,见贵军来时,都被吓得躲出去了。鄙人这就去把那些开店铺的叫回来,要他们向贵军捐献粮食和布匹。”  

“你们商会在哪里?”邓政委问。  

“糊涂!老朽真是糊涂。有请二位长官到鄙商会商谈,喝杯茶,烤烤火,暖和暖和。”会长拍着脑袋,一阵点头哈腰。  

邓政委、张军长跟着会长来到位于南门口的一幢房子里,炭火燃得正旺。会长敬过茶、敬过烟之后,走到门前望了一会,进来时又是敬茶敬烟。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会长每次进来都还是那句老话,“快了,马上就来。”  

天色已黑,还没有见到一户来捐货物的。这时邓政委心里起疑。他低声对张军长说:“这里面有鬼!他们是想用‘缓兵计’来拖住我们,再派人给敌军报信,想一举消灭我们。”张军长也看出了破绽,说:“不能再等,必须采取没收政策。”邓政委思索了一会,问会长:“你们警察局在什么地方?”会长见问警察局,不由吃了一惊,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回答说:“警察局和县政府都在一个围子里。不过那些警察都到上……”会长一时说漏了嘴,赶紧转弯说:“都上山去了。”邓政委肯定了他的判断,说:“你带我们到那里去看看。”来到县政府门口,两尊石狮子吡牙咧齿,院内古树森森,落叶遍地,寒气袭人。警察局就在县政府隔壁,是座宽大的四合院。邓政委令身边的警卫员打开审讯室的门,他和张军长坐到审判席的上座,大喝一声:“把他押上来!”两个警卫战士把这个会长五花大绑,押到了犯人席上坐下。  

邓政委往桌上狠狠一拍,“你是什么会长,想搞什么鬼?老实交待!”  

会长吓得一身在筛糠,说话变得结结巴巴:“我……我没搞鬼,是那些大户老板害怕,不敢回来。”  

“看你还是不想交待,还想拖延时间。给我押下去!”邓政委厉声喝道。  

这个会长听到要押下去动他的刑,瘫坐在凳子上:“别……我……我说实话。”  

张军长把桌上的手枪握到手里,两眼直盯着会长说:“若是再讲假话欺骗我们,立即毙了你!”  

“是……是……前天,保安团唐团长听到从永安关逃回来的人报告,说共……不……不是,”会长给自己脸上打了一耳光,“说……红军有三四千人,而且还都穿的是单衣短裤。之后,县长和唐团长召集我们开会,说你们必然攻城,就把保安团拉到城外,把政府官员都转移北边的上梧江去了。那里是大山里的一个小集镇,水路、陆路都通,而且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临走之前吩咐我们说,你们一定会来筹款买布。要我想办法拖住你们,并将情况摸清楚,然后派人向他报告,所以……”  

“保安团有多少人枪?”邓政委问。  

“具体我不太清楚,加上义勇队,大概有二千多。不过,有一营调往茶陵县那边去了,没赶回来。唐团长说要联合江华、永明的民团一起,截你们的尾巴。还说你们红军正缺衣少粮,一打就败。”  

“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唐团长说,最早也要等明天清晨才能赶到。”  

“还有什么情况?”  

“没……没有了,就这些。”  

“好,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现在就带我们去,把那些平时欺压百姓为富不仁的布商、粮商的大铺子告诉我们。”  

“好……好,我带你们去。”  

张军长、邓政委立即决定,命令部队没收那些奸商的布匹、粮食。打开县政府的粮仓,连夜将粮食分发给城里的穷苦人。打开县警察局的监狱,释放了被无辜关押的“人犯”。  

黎明之前,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向江华开进。  

风雪道州路  

莫文骅  

1931年1月上旬,红七军到达了湖南道州县,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而我们的战士却身无寒衣,只穿着单衣单裤、破鞋草履,有些人甚至打着赤脚。连续不断的行军打仗,战士们本已十分疲惫,加上道州商会的奸商不给我们钱和衣服,并用缓兵之计拖住我们,连夜向敌军通风报信,敌军正分兵三路向我军包抄而来。红七军于夜晚得到这个情报,立即于次日拂晓向江华急速前进。不巧,天又下起大雪。北风呼啸,卷着雪花向赤足缺衣的战士袭来。在这充满疲劳、饥饿、寒冷的漫漫风雪之路上,战士们要艰难急行军近百里路程,经受红七军北上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战士们顶风冒雪,咬紧牙关,一个紧跟着一个向前跑步行军。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李明瑞总指挥的马都是让给了伤病员。首长们自己则在风雪中艰难跋涉。这时,就是再累再冷,也绝不能停步,只要一停下来,脚立即就冻麻了,一步也走不动,许多人就是因站住后,身体不支,倒下了再也没起来。在急行军的队伍中,李谦师长身上仅穿着单衣短裤,走在队伍的后面。他不断鼓励掉队的同志用坚强的革命意志与严寒搏斗,眼看着一个个战士在风雪中倒下,李谦心如刀割。对战士们强烈的友爱之情使他不顾一切地把战士们的枪解下来,背扛在自己的肩上。直到最后他身上背着五支枪,压得腰都伸不直,只能缓慢行进。战士们看到自己的好师长累成这个样子,都上去抢背他背上的枪,但李谦仍然坚持背三支,说什么也不让别人抢去。走着走着,李师长看见一位挑担子的同志冻得几乎走不动路,就赶上前去,脱下自己的上衣给那个同志披。那个同志一个劲儿执拗地说:“师长,我死也不能穿!我能坚持!”另外有个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只停下来几分钟,脚就冻麻了。李师长看见了连忙把那匹驮东西的战马拉住,扶他上去。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部队出发时带的饭团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根本咬不动。李谦看着这支行进在茫茫雪原上的队伍,眼圈都红了。他知道:从广西出发以来,同志们已转战三千多里路,英勇奋战。这支坚强的队伍绝不能让残酷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压垮!处境艰难的革命事业需要这样的队伍去开辟工作啊!他看着年轻的战士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以顽强的毅力顶风冒雪前进,想到艰巨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冲击着他,使他更加坚定不移地率领部队前进。李谦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忘我精神,形成了一股无穷的力量,极大地鼓舞和教育战士们,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要征服大自然的信心,更奋勇地向前进!当天,虽然有80多名红军战士牺牲在风雪交加之中,红七军最后还是胜利地到达了江华县城,摆脱了敌人。  

注:原文名《风雪行军路》,载《中华英烈》1988年第一期。  

莫文骅,广西南宁市郊区亭子村人,原是红七军军部政治工作干部,曾任红七军参谋、政治处主任。到达江西苏区后,任苏区军委会总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长征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纵队第四梯队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红六军团西征过道县  

蒋元神  

道县,湖南南部边陲的古城重镇,襟带两广,屏蔽三湘。四境层峦叠嶂,有雄关隘谷。进可攻,退可守,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34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根据地被蚕食,处境维艰。7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电示红一方面军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地区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电报明确指出: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六军团如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为保全红军的有生力量,红六军团第一步转移到桂东地域;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  

金秋八月,凉风习习。红六军团两个师、六个团9700余人,在党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下,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作为红军主力大转移的先遣队,于八月初自湘赣根据地永兴出发,开始西征。红六军团以无比英勇的气概沿途摧毁敌人的重重障碍,冲破层层封锁,迅速通过桂东、郴州、桂阳。8月21日攻克新田,准备从零陵渡湘江,向红二军团活动的地方前进。  

国民党得到红军突围西征的消息,害怕二、六军团汇合,急令湘、桂两省派重兵到湘江沿岸设防扼守。并令沿途各县保安团、义勇队拦关设卡,协同围剿。湘敌刘建绪部十五、十六两师,加紧尾追,妄图在湘南围歼红军。  

红六军团进至零陵蔡家铺一带时,湘江沿岸的有利地形均被敌军占领,防守严密。红军已知无法渡江,遂决定翻越阳明山,迅速摆脱敌人,折转新田,取道蓝山、宁远,经道县从全州、兴安间渡湘江。  

红军逼近道县,县政府官员们无不惊恐万状。唐季侯的保安团(湖南保安二十团)仓皇从桂阳撤回县城。县政府下令乡、保长,赶紧抽丁派款,组织“铲共义勇队”。在各关隘要道建碉堡、设路障,并把沿河渡口的船只沉掉,把桥梁毁坏,甚至把舂米的工具都藏起来。同时,还在各乡、保清查户口,张贴布告,威胁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防止群众“私通”红军。  

红六军团行动迅速,似神兵天降。8月31日,部队从宁远洪洞铺兵分两路向道县挺进,主力6000余人为左路,在周塘营摧毁了敌人还未来得及建好的碉堡,击毙了在这里打探消息的团丁,顺利地进占了周塘营、四马桥一带。右路1000多人进入马垒、西园一带。9月1日,两路红军分别从四马桥、西园两地出发,拟经茶园、洲背两个渡口横渡潇水。左路红军刚至后江桥,遭到南四区“铲共义勇队”100多人的拦击。南四区区长刘华鹿,在红军将入县境时,被委任为“铲共义勇队”的分队长。红军进入周塘营,他匆匆忙忙带领几名乡、保长,沿路鸣锣抽丁,好半天才凑足100多人。在红军一阵猛烈攻击下,有几名义勇队员应声倒下,不堪一击的“铲产义勇队”疲于奔命,狼狈而逃。下午,红军经黄家、七十弓到达茶园渡口。  

茶园渡口位于潇水中段,离县城约50里,时为沿岸东西几乡的交通要道,西岸是茂密的山林,东岸是一片开阔的稻田。河面虽然不宽,只有60多米,但水深流急,无法涉渡。在这里防守的“铲共义勇队”,早就把渡船赶走了,沿河两岸的民船也在保长的命令下沉入河中,敌人凭借这有利地形,阻止红军西进。  

在红军先头部队凌厉攻势下,“铲共义勇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敌人看见威武雄壮的红军大队伍到来,只有各自逃命。红军在群众的帮助下,从河中打捞起船只,找来门板和木料,架起了一座简易浮桥,顺利渡过潇水。右路红军经刘家神、松柏塘、下柳,从洲背渡过了潇水。当晚,两路红军汇合于杨柳塘。  

午夜过后,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红六军团为更远地甩掉湘敌的尾追,军团部断然决定:冒雨夜行军90里。命令下达后,全军上下火把齐燃,迷蒙的烟雨中,一条长长的火龙,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飞腾,直向蒋家岭挺进。  

距蒋家岭三里处的永安关,位于都庞岭北麓,地势十分险要,是湘、桂两省交通必经之要塞。早在红军到来之前月余,桂敌已派兵到这里驻守,以险要的地势,阻止红军进入广西。  

为了摸清蒋家岭一带的敌情,红军便衣侦察员早已潜伏到蒋家岭。  

9月2日中午,红六军团主力进入蒋家岭附近,侦察员报告:蒋家岭的守敌是广西军阀白崇禧的第七军第十九师和全州、兴安、灌阳等县的保安团。蒋家岭分主峰、左峰和右峰。主峰螺壳界,离广西最近,山高路险,易守难攻,敌人派保安团把守,兵力较弱。右峰金山独岭,左峰神仙头,皆由号称“铁军师”的桂敌十九师把守,山腰上挖了战壕,筑了工事,每个山头各有炮楼两座,严密封锁上山的道路,山脚至山腰埋了竹尖,并在通往永安关道路的两边筑起一道1000多米长的刺篱。山下各个村庄,也都有敌军严守,村口至篱外设有三层岗哨。  

萧克军团长听了汇报,仔细查看地图,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蒋家岭战斗的打法。  

当日下午四时,红军接近蒋家岭村,战斗打响。前锋部队首先击毙了刺篱外的敌哨兵,主力部队从正面发起进攻,不堪一击的保安团纷纷向山头上溃逃。攻山开始后,红军用两个团的兵力,分三路猛攻螺壳界;用两个团的兵力,分别攻击左右两峰,切断敌人之间的互相联系,待抢占主峰后,再居高临下,扫荡两翼。  

红军强大火力攻势,使螺壳界的守敌渐渐向山顶退缩。但敌军占据着有利地势凭借着优势的装备,又进行了新的反扑。激战中红军有几名战士中弹牺牲。  

萧克军团长见从正面硬攻,一时难以取胜,而且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立即召集十八师师长龙云和几个团长来商讨,改为以一部分主力从正面牵住敌人火力,令四十九、五十一两个团绕道沙田,从侧翼抢占金山独岭,支援第一营占领左峰神仙头,然后两面夹攻螺壳界。  

红五十团改正面进攻为佯攻,牵制敌人。红四十九团第一营猛攻神仙头,在机枪火力掩护下,第一连迅速占领了神仙头。红五十一、五十二团及四十九团一部迂回到沙田,由当地农民带路,从陡峭的黑冲浸抄近道上山。接近敌阵地,一阵猛打猛冲,敌军腹背受击,掉头应战。顿时,山头上枪声、炮声响成一片,敌人乱作一团,纷纷溃逃。红军战士一鼓作气,乘胜攻占了金山独岭。  

敌人失去了左、右峰阵地,锐气耗尽。这时,红军嘹亮的冲锋号划破长空,漫山遍野的冲杀声震撼着蒋家岭。主峰螺壳界的守敌在红军的两面夹击下,丢盔弃甲,仓皇向灌阳方向逃命。战斗仅用了近四个钟头,号称“铁军师”的桂军十九师被红六军团打垮。  

战斗结束后,红六军团为了安全起见,派出小股部队坚守金山独岭、螺壳界两个制高点,掩护全军经下石塘、下白、熊家至沙田上山,从永安关北侧的清水关进入广西灌阳县境。  

紧紧尾追红六军团的王东原部匆匆赶到蒋家岭下,连红军的影子也没有看到,见到的只是横七竖八的桂军尸体。蒋家岭战斗之后,湖南军阀何键闻报,无可奈何地向蒋介石哀叹:红军“入湘以来,我十五、十六两师始终跟追,时东时西时左时右追逼数千里”,红军“完全避实就虚,决不与接触,如水之倾泻,遇阻即又回流,故国军迄今未能将其围歼”。  

红六军团西征(节选)  

萧克  

这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断绝了。在这严重情况下,党中央、中革军委开始作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同时于1934年7月23日,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电报还明确地讲了撤出湘赣的理由: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与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来电还阐述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指出:红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的斗争中,“确立与二军团(作者注:1931年3月,原红二军团已改为红三军。电报中的二军团是习惯称法)的可靠性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连接的前提。”电报并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处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立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地域,高度地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六军团在桂东不应久住。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联络。”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了安排:“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在这个电报中,中革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锋队的作用。  

接到中革军委电报以后,我们积极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在任弼时同志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全体政工会议。他亲自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报告,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作了缜密的研究,决定了突围的方向和钳制方向,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守根据地的妥善安排,西征部队积极打草鞋、做干粮,并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  

经过充分的准备,我军于8月7日下午3时,全军9000多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1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向西行动,中革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不大了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十七师北上的经验,结果,把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十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被这些家当缠住了,行动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雄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很难走。我们从湘桂黔边境进入贵州,带的东西就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可是中央不吸取经验教训。不久,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他们搬的比我们还厉害,打仗是打被动的掩护战,因而吃亏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运动战原则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这段往事更加发人深思。当中央红军沿着我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前进时,国民党报纸说我们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此语虽近乎笑话,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前头的“乌龟”走错了路,后头的“乌龟”就应警惕了,即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后头来的不知所“鉴”,就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红军搬家搬到贵州吃尽苦头,使我军遭致后车重覆之祸。在严峻事实检验下,“左倾”军事路线即宣告了破产。军事上如此,政治上也如此。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接受前人的教训,不接受自己的教训,只能沿着前车之覆而再覆。我党近六十年的历史中,无数类似事件是大可汲取的。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调刘建绪派两个师兵力追击我们,一面令一个旅四个保安团防堵拦击我们。广西军阀也令第七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越过了郴宜公路,绕桂阳,于20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了一天,23日,到达了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敌军刘建绪发现我军抢渡湘江的意图后,急忙调重兵堵防湘江,督令敌军尾击我军。与此同时,桂敌第七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堵我西进。这时,湘江两岸的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布防严密,渡江已不可能。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带强渡湘江的计划,东行到阳明山地区,打算暂时立足,酌情建立根据地。但到达阳明山方知那里的地形、民情等,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我们放弃这个计划,进入白果市,从四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了出来。绕过敌十五师的侧翼部队,立即急转南下,日夜兼程,到达了嘉禾县城附近。敌军继续追来,我军当即折而向西,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的潇水,顺利地进行到湘、桂交界永安关的战斗,破坏了尾追我军之湘、桂军三个师的截堵计划,进入了广西的全县、灌阳东北地区的文市。敌人集结兵力妄图阻我军在此西渡湘江。我军一举击溃了八个多团,于9月4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顺利地渡过了湘江,进占了西延县城。  

注:该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  

萧克,湖南嘉禾县人,红军长征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1955年授上将军衔。  

高山歼敌  

林文兴  

我军甩掉尾追的湘敌十五师之后,取道宁远,拟过永安关直插广西全州。但行至中途,得悉敌十五师已追上来,故立即改变方向,第二次攻占新田,旋即进入嘉禾。  

嘉禾是萧克同志的家乡。这里的地理民情,他颇为熟悉。他率领部队绕道而行,避开敌人,顺利而又神速地经蓝山,过宁远,进驻道县。  

8月31日凌晨,我军到达茶园渡口。驻守渡口的一支“铲共义勇军”,被我先头部队的凌厉攻势,打得落花流水,作鸟兽散。  

茶园渡口是湘江上游支流沱江中段的交通要道。这里河面虽只有三十来米宽,但河床颇深,水流甚急,无法涉渡。摆渡的两只船,早被敌人赶走了。湘敌王东原部又死死地咬住我军不放,形势十分紧急。军团首长为找不到船只和向导而焦急。侦察员们好不容易找来一个老头。但他不明白我们是什么队伍,心里十分害怕,不回答我们的问话。后来,首长再三说明我们是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他才打消顾虑。对我们说:“有船!有船!”并带着我们将沉入河中的船打捞起来,又帮助我们从别处找到了几只船和木板。大家迅速搭起一座浮桥,顺利地渡过了沱水。  

9月1日,部队宿营杨柳塘。午夜过后,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军团首长断然决定:我军趁黑冒雨前进,把章亮基、王东原的追兵甩得远远的。料想他们是不肯吃苦拼命来追击我军的。命令一下,全军上下,毅然燃起火把,进行远距离夜行军。在迷蒙的烟雨中,在蜿蜒的山道上,一条长长的火龙在飞腾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气势颇为壮观。  

我们夜行军的目的地是蒋家岭。蒋家岭位于都庞岭的北端,湘桂两省的交界处,离永安关仅三华里,地势十分险要。军团首长为了摸清蒋家岭一带的敌情,早就派出便衣侦察员,潜到了蒋家岭。但我军越过阳明山之后,却未见侦察员返回。首长命令我赶到前面探听。  

我到了前卫团,刚好五十一团政委苏杰同志在那里。我便问他蒋家岭的情况。他说:“情况不明,我们派出一个侦察班,也未回来。”  

不久,萧克同志来了,他很焦虑,担心出现意外。忽然,前面的队伍活跃起来,我跑步向前一问,原来是军团部和十七师的侦察员一道回来了。我说:“首长一直在等你们,快去报告吧!”  

萧克同志带着笑容,迈着大步,迎接侦察员们,认真地听取了汇报。蒋家岭的守敌是广西军阀白崇禧的第七军第十九师五十五团,还有兴安等县的保安团。蒋家岭分主峰、左峰和右峰。主峰叫螺壳界,去广西最近,由于山高路险,易守难攻,敌人派保安团把守,兵力配置较弱。右峰叫金山独岭,左峰叫神仙头,皆由号称“铁军师”的桂敌十九师五十团把守。山腰挖了战壕,筑了工事,山头各有炮楼两座,严密地封锁着山口通道;山下的村庄,也都有敌军严守。近日敌人风闻我军要来攻打蒋家岭,立即加强警戒,并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盘查。  

侦察员汇报完毕,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敌人兵力配置草图来,交给军团长。  

萧克同志对着地图看了又看,并提出好些个疑点,让侦察员们一一回答。然后,他深思片刻,对我命令道:“你跑步向前,请龙师长立即来这里!”  

是日下午四点,我军接近岭下的村庄,战斗打响了。保安团不堪一击,纷纷向岭上溃逃,我军立即开始攻山。用三个团的兵力,分三路猛攻螺壳界;用两个团的兵力,分别攻击左右峰,使敌人不能互援;待占领主峰之后,居高临下,扫荡两翼;又命令四十九团第一营派出一个连,向神仙头迂回运动,以为突击之用。  

开始,战斗形势于我有利,螺壳界的守敌渐渐败退。但敌军头目强令两翼守敌驰援,且凭借有利地势和优势装备,进行反扑。并在山头上狂妄叫嚣:“你们有胆量就冲上来!”我军正面攻势虽然受挫,却掩护了一连战士向神仙头的运动,使他们迅速地接近了敌人的阵地。  

军团首长分析敌我态势后,已胸有成竹。同时,请来了十八师龙云师长和十七师四十九团、五十团团长、政委共同商讨决策。萧克同志分析说:敌人敢于顽抗,是因为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我们要战而胜之,继续从正面硬攻,不但很难得手,而且要付出高昂代价。因此,我想改强攻为佯攻,掩护四十九团、五十一团从沙田迂回过山,猛攻敌人右翼,支援第一连突击拿下神仙头,然后合围螺壳界。首长们一致同意萧克同志提出的作战方案,并立即分头指挥部队付诸实施。  

果如军团首长所料,当我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向沙田方向迂回,猛攻右翼敌人的时候,敌人仓皇应战。这时,早已接近敌人阵地的第一连战士,一跃而起,从背后猛攻敌人。霎时,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和喊声响成一片。敌人腹背受击,死伤甚多,纷纷溃逃。我军一鼓作气,乘胜冲上了神仙头。  

敌之右翼被我军击溃后,嚣张的气焰锐减。军团首长及时抓住战机,命令全线出击。嘹亮的冲锋号声划破长空,漫山遍野的喊杀声震撼蒋家岭。螺壳界的守敌见大势不好,丢盔弃甲,仓皇逃命;金山独岭的守敌,也无心恋战,弃战而逃。我军只用了三个钟头的时间,号称“铁军师”的敌人,便被我打垮了。战斗结束后,我军露宿在沙田的田野上。第二天清晨,全军胜利地过了清水关,顺利地进入了广西。王东原匆匆赶到蒋家岭下,除了帮助桂军掩埋死尸外,连红军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对此,反动军阀何键又哀叹起来:红军“入湘以来,我十五、十六师始终跟追,时东时西时左时右地追逼数千里”,但红军“完全避实就虚,决不与我接触,如水之倾泻,遇阻即又回流,故国军迄今未能将其围歼”。他在破口大骂部下无能之后,还向蒋介石大发牢骚:“本人曾呈由委员长批准发给子弹三百万发,结果未能领得,又历次请求中央补助湘省军费,结果亦多难如愿。”“纵属钢筋铁骨,亦将疲于奔命。”此时的何键恰像一只泄气的皮球。  

注:此文原名《高山歼敌威震湘桂》,载《湖南党史通讯》1984年增刊。  

林文兴,江西省兴国县杰村乡含田村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时,在湖南永顺战斗中左手负伤致残,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他拖着伤残之躯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抗日战争,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南下时参加了解放重庆、湘西剿匪等。曾任湖南省商业厅副厅长,湖南省政府视察室视察员。  

红一方面军长征过道县  

蒋元神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革军委纵队,中央机关86000余人,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在赣、粤、湘边境接连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11月初挺进湘南。  

蒋介石得到红军入湘的消息,极为恐慌,立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粤、桂数省国军精锐部队,以四十万大军分三路沿湘江和湘、桂公路对红军实行堵截。并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在衡阳设立总指挥部,把中央军薛岳部划归何键指挥,沿湘江布防;同时,拨出一大笔款子,收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沿兴安、灌阳一线布防,共同围剿红军;另从广东调来陈济棠部参战。  

11月13日,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颁发了第一个追剿计划及命令,对第四道封锁线作了具体部署:第一路刘建绪率四个师及四个补充团,三个保安团集结主力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配合,沿湘江碉堡线下至衡州之东阳渡止,严密布防。第二路薛岳率四个师及惠济支队(相当于加强师)在零陵附近集结,防止红军北上。第三路周浑元率四个师,限令于11月21日前到达道县,沿潇水布防。第四路李云杰率两个师向宁远以南地区尾追。第五路李抱冰率十六军(实仅有五十三师)空军第二队并战斗机五架,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尾追,并与粤军联络。  

广西军阀害怕红军入桂,早已摆出拱卫桂北,防守湘江的态势。第七军廖磊部两个师在兴安至全州的湘江沿岸布防,主力集结于湘江以东的咽喉要地石塘圩附近,严密封锁住湘、桂交界的永安、雷口、高木、清水等关口。第十五军三个师及15个民团集结于富川、恭城、龙虎关、灌阳一带。  

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及独立第二旅同时布防于坪石、九峰间。  

这时敌人已有近26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在道州盆地的周围布下了一个袋形阵地,妄图实现蒋介石在湘江、潇水以东歼灭红军的计划。  

形势十分危急。为打破敌人的部署,占领有利地域,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进入临武后,一军团由左前锋改为右前锋,三军团由右前峰改为左前锋,八、九军团仍为中革军委纵队、中央机关左右两翼,五军团继续殿后的行军路线,沿着红六军团西征的道路前进,准备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红军进入蓝山后,兵分两路:一路出兵江华、永明,佯攻龙虎关,调动桂敌南移;一路出兵道县,占领机动地域。湘江战役拉开序幕。  

11月17日,一军团第二师前锋的四团在祠堂圩接到师部命令:“薛敌率五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圩、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该部立即由此地(蓝山祠堂圩)出发,经天堂圩,限明日(18日)拂晓前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拒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  

红四团团长耿飚接到师部命令,立即向全团传达,并作了急行军200里,奔袭道州的战斗动员。  

行至白芒铺,尖兵连抓获一名国民党道县保安团的探子,从他口里得知,道县城里守城的部队是用一万元大洋从广西请来的一个连,县保安团有40名团丁驻在城里,其余的都护着县长和政府官员们的家眷逃到上梧江一带。县长见由零陵奔道县的何键部队未到,特派他送信到宁远,请求中央军援助。  

红四团得到这个情报,立刻跑步前进。傍晚,占领了城南潇水东岸的水南街。  

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来到潇水河边,100多米宽的河面,空空如也。平时横卧河中的浮桥,已被敌人拆散成零星的船只,搬到河对岸。城墙上,国民党兵在来回走动,几挺机枪严密地封锁着渡口。午夜,红二师师长陈光从龙江桥打来电话:“道州城内敌人只有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同时他们是无任何守备的准备。在我来估计,敌人拂晓必然向蒋家岭逃窜。已令第五团在河上游三里处立即架桥北渡,在拂晓前攻袭道州城西北门。你团(四团)立即开始行动,先以水手浮水过去,架起浮桥,或是先放几只船过来,在五团开始攻击以前,积极行动,一面偷渡河道,在不奏效时则强渡攻城;另一方面佯攻,意在协助五团成功……”  

接到师部的电话,红四团立即布置火力,准备攻城。耿飚首先命令第一营进入战斗位置,接着派工兵排长、一名副班长和两名战士,由水南泅水渡河。刚到河心,其中一名战士在急流中中弹牺牲。红军加强了火力,另三名迅速占领了河西的渡口。这时,一营在对岸开展了政治攻势,向城内敌人喊话,叫他们放下武器。敌人慑于红军的威势,虚放几枪,从小西门逃出城外,向蒋家岭方向溃逃。红军在群众的帮助下,迅速架好了浮桥。担任突击的一营首先过桥,打开南城门,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在南门城楼上猎猎飘舞。占领县城后,四团向零陵方向安排一日行程侦察警戒。  

红二师长途奔袭占领道县城,为整个红一方面军顺利西进开辟了道路,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抢占了机动地域。  

敌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为抢占道县这一战略要地,接二连三发出电令,敦促部下周浑元部务必迅速占领道县。一限令皓日(19日)前到达,又限令马日(21日)前到达,三限令养日(22日)前全部到达。命令仍归命令,周浑元部一路被红军阻滞,行动迟缓,直到24日才到达潇水以东的白马渡一带。  

11月19日,左路的八、九军团前锋从宁远天鹅抱蛋相继进入道县四马桥、后江桥、谢家厂一带,然后分为两路。21日,八军团经桃花井、井塘沿潇水东岸溯河而上,向江华前进,佯攻龙虎关。右路一军团一师也于21日从宁远岭脚进入道县,扼守宁远与道县交界的咽喉要地——屋脊岗,执行军委关于在宁远、道县间坚决突击和消灭周浑元纵队的任务。一师一个团经大坝头、石马神、夏柳迅速赶至潇水河岸的九井、糖榨屋、洲背几个渡口,架设浮桥,迎接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纵队渡河。并在潇水西岸修筑工事,摆设战场,阻击敌人抢渡潇水。  

11月22日,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沿八、九军团路线进入周塘营、岩口、洛家山一带。  

11月23日,一军团军团部及直属部队从宁远白水塘过屋脊岗经柑子园、白芒铺,从白马渡、水南渡潇水到达下追塘、杨柳塘一带。五军团紧随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前进。三军团从宁远岭脚进入道县西园,24日经小甲、刘家神、兴桥,从洲背、九井渡潇水到达午田。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纵队也进入午田。  

正当整个红一方面军大部临近潇水东岸时,敌追剿军司令何键得到情报,大为恼火,大骂部下无能,同时紧催刘建绪、薛岳部在湘江防线加紧布防。命令周浑元、李云杰部急抵潇水,并调动8架飞机,在潇水沿岸的白马渡、水南、洲背、九井、葫芦岩、茶园等渡口猖狂轰炸扫射。一架编号为“709”的战斗机在水南渡口俯冲扫射时,被一名红军战士用步枪击中油仓,坠落在黄泥石村头。刚从这里路过的三军团五师十三团战士,活捉了机上的两名飞行员,烧毁了敌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红一军团主力全部越过屋脊岗进入道县后,国民党周浑元部接踵而至,向红军后卫部队猛扑。留守在屋脊岗的红一师战士早有准备,占领着虎形岭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用机枪猛烈地扫射进攻的敌人,毙敌无数,把敌人压在屋脊岗的宁远一侧。天黑之前,部队迅速撤出战斗,向道县城开进,只留下后卫部队在柑子园一带继续阻敌。  

红军主力渡过潇水后,为阻滞尾追之敌抢渡潇水,掩护整个红一方面军安全西进,抢渡湘江,一军团第一师布防于城北下关、斜皮渡一带;五军团布防于城南五洲、岑江渡、洲背、茶园一带;三军团第四师布防于九井渡口西岸。24日,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城北一带视察,鼓励正在下关一带山头上挖战壕的一军团第一师指战员“要拿出勇气来和各种艰难困苦作斗争”,“为苏维埃英勇战斗,不论到哪个地方,不管碰到什么强敌,都要勇气百倍有条件就歼灭之。”  

25日,周浑元纵队的万耀煌师从白马渡偷渡潇水,遭到红一师的伏击。敌人受阻后,又企图从北面之斜皮渡偷渡宜水,又被红军打退。直到26日,红军才主动撤出阵地,退守阳乐田一带。李云杰、王东原部从葫芦岩、茶园抢渡潇水,与红五军团激战,未能通过。  

红军渡过潇水,占领道县城,为抢渡湘江创造了良机。红八、九军团进入道县挺进江华、永明时,桂系军阀害怕红军进占广西腹地,李宗仁电告蒋介石:“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请求将主力南移。蒋介石复电同意后,原驻在全州、灌阳一线的桂敌大部向恭城、富川调动,而湘敌刘建绪部又没有及时赶到全州接防。从全州至兴安长达60华里的湘江,处于无兵防守的状态,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如果这时红军能轻装前进,完全可以平安渡过湘江。然而,红军对这一重大变化未能及时了解,坐失良机。原因在于中央主要领导一路采取逃跑主义的战略战术,引起红军指挥员的极大不满,领导机构内部争论不休。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的“湘南争论”,这种争论早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就开始了。当时彭德怀同志提出:三军团应经湘潭,威胁长沙,向溆浦地区前进,机动地摆脱敌人。对这个很好的建议,“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却不予理睬,在过湘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湘南争论达到高峰。  

11月25日,红一军团前锋部队到达蒋家岭以西广西地域之后,红军才掌握到湘江防线的情况,知道全州至兴安,敌人防御空虚,并发现湘军刘建绪部正由黄沙河向全州及以南地区急进,填补桂军南撤后湘江防线的空缺,封锁渡口,阻我西进。  

11月25日傍晚,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到达禾塘。在这里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从全州、兴安渡湘江的命令。党中央及总政治部发出了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政治动员令。命令规定:“我进攻部队(一军团主力及三、八军团)应迅速连续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迅速坚决消灭敌之第一、第二路及与我接触之桂系部队,于全州、兴安间渡过湘江;掩护部队(一军团一个师及五、九军团)应连续于潇水及营山诸隘口阻止敌第三、第四、第五路军前进。当其急进时,则应坚决消灭其先头部队。”命令还具体规定作战的野战部队分四个纵队前进:“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前进;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向文市以南前进;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该城,然后向兴安前进;八、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命令下达后,红军主力迅速抵达蒋家岭一带。奉命扼守潇水阵地的一军团第一师、五军团,边打边撤,追赶主力。27日,一军团第一师在阳乐田、潘家岭一带阻击进入县城的周浑元部,28日,红一师奉命撤出阳乐田,赶赴全州作战。敌周浑元及道县保安团紧紧尾随红军追击。负责接替红一师阻敌的五军团十三师,在高明桥遭到敌军猛扑。红军利用桥西的有利地形封锁桥头。经过一晚的激烈战斗,把敌人困在桥东,掩护了因在三峰山受阻折回道县的八、九军团安全进入广西。  

11月29日午后,红八、九军团的后续部队及五军团十三师最后离开道县,过永安关进入广西抢渡湘江。  

攻占道州(节选)  

耿飚  

二百里急行军逼进道州城  

由雷家祠出发,约三十里,到祠堂圩待命。休息不到五个钟头,就接着了师部的命令。命令的内容如下:“薛敌率五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圩、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该部立即由此地(祠堂圩)出发,经天堂圩,限明日(十八日)拂晓前相机占领道县城,并阻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阅毕,立即召集各级干部传达,一方面集合部队来说明任务的伟大和执行任务应注意的事项,及进行鼓动以提高战士的战斗情绪等;一方面要先头部队加强火力,加强行军侦探警戒,干部位置要伸前一些,以备在遇敌时迅速了解敌情、地形,得以迅速下定决心。准备完毕后出发,在沿途进行道路及两侧路线和敌情的侦察。将近十五里,爬上了一个小山,山下来了一群人,内中有穿长衫的、有穿短衫的,有挑着担、提着篮的,我们就休息下来,利用这时间来问一问消息。首先叫他们坐下,看他们的脸色,好像是有点害怕的样子,于是以温和的态度,并给以纸烟吸,问他们往道州去的路、地形及情况等。这些群众在我们的宣传中争先恐后地一五一十地将所问的一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我们又拿了一些宣传品之类给他们,并深深地致谢他们的指教。这些群众连忙地答礼说:“不敢当……不敢当……”内中有两个挑担的群众,走了几步,又放下担子走来说:“长官!我还告诉你一点,道州有座浮桥,这里去进城要走(桥)上过。这桥是船做成的,链子牵好的,你们要抢这桥,才能过去。他们(指守城敌人)知道你们去,会把桥拉过河去,你们就要夜晚扒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能进城。”由此可见群众了解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对红军关心。我们拿出了几个大洋,特别称赞和奖励他们,他们再三辞谢,后来终于接受去了。  

将刚才所得情况,如数告知尖兵连,并嘱以迅速袭击手段,取得浮桥和城门,为最要之一举。一般战士均是奋勇地又继续前进。下了山就是一段平地,过了一道小街,买了些食品,成千的群众拥挤在路的两旁,附耳议论。他们的脸上都带有欢迎称赞红军的笑容。一盆盆一缸缸的开水,放上大把茶叶,放在路旁上,大家都一个个舀了一碗,一头走一头吃。又过了几个小山头,见到前面有一个高高的塔,塔下有一个村庄,近前一问:“同志们!这里到道州有多少路呀?”群众回答:还有一百里呀!你们今天会走到呀!看了看表,正是十一点,回头见队伍是很整齐的,一个接着一个气昂昂向前迈进。又走了约五十里,在一个路旁树林中休息了,旁边战士说:“卫生员,请你拿点药出来擦一下我的脚,我这脚都起了几个泡,痛得很!”我近一看,果然在脚下起了五六个拇指大的血泡,他们的连政治指导员走来说:“同志,走苦你了,上药后你跟在后面慢慢地来。”那边又有几个战士说:“我的脚痛了,大约是起泡。”这时要药的战士对指导员说:“不,我的脚是起了泡,但还是能走,我们负担伟大的光荣任务,要坚决地艰苦地执行,我不掉队,也不走后面。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我要做模范,为战胜困难而奋斗!”大家都称赞他,钦佩他。忽然后面有一个青年同志,不过十五岁上下,高声呼喊着:“学习团员同志的模范行动!”“我们要能吃苦耐劳呀!”“要坚决执行上面所给予的光荣任务!”“坚决夺取道州城!”大家又随着喊。在这口号下,又继续走。过了两段树林,经过一处大村庄。这村庄的房子真漂亮,白白粉墙,新色的瓦,门窗都紧闭着,庄外站着十多个扎袖露脚的人向我们望着。后面的通迅员,就在研究这村庄的主人是什么人?这十多个群众是什么人?有的说:“这房子这样漂亮,一定是一家土豪的。”有的说:“恐怕不一定是土豪,或者是商人的也说不定。”有的说:“这房子不是土豪的就是商人的,不是商人的就是做官的人家的。工人、农民总没有这漂亮房子住,这外面的人,一定是这家里的长工。”大家都你说我笑的,又走了十多里,问了问群众,说:还有三十里。又通过了一个大树林,走上了一段约五里宽的平地,远远看见一个人向我们飞跑,用望远镜一看,却是一个军人,手中拿了一封信似的。又见前面尖兵在大路两旁埋伏起来。将手向后面下落,好像是要后面的队伍隐蔽的样子……他还在逞强地说:“不要乱抓,县长派我去有紧急的公事!”战士说:“你说清楚,你是由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我们就放你过去!”那团丁问:“你们是什么人的队伍呀?”战士答道:“我们是中央军!”他又说:“是不是蒋总司令派来的?”战士答道:“是呀!是派来追‘共匪’的呀!”团丁答:“我是道州来,送信天堂圩去,要天堂圩的国军星夜到城内来守城!”拿他的信一看,知道县城内只有四十名团丁,三十多支枪,前天花了一万元请广西派来一连兵守城,都没带行李。当是我就问他:“你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军队?你知道红军要来吗?”他就目瞪口呆地半天才说:“我……不知道……你……你们是什么军队?”这人脸上变了色(由红的变成了青的),上下的牙齿在互相发拌,不由的身子也抖起来,看他这样子又可怜,又可笑,只好把他送往司令部去,又继续向前迈进。转了几个弯,过了几段开阔地,约在十七点钟的时候,到达道州城附近,见道县城的墙上有几个人在那里走动。为使敌人措手不及,而迅速取得道县,就一个跑步,占领城南的街道。因守敌将浮桥先拉了过去,所以无法过河。尖兵即隔河向城射击,前队营就在河的上、下游布置警戒,进行渡河点和攻击的侦察。一方面部队进入村庄休息睡眠、造饭,另一方面前队营布置火力,设置夜间射击设备,选择水手架桥,攻城的部队找云梯,于是就结束了二百里的急行军。  

占领道州的经过  

夕阳西下,时近黄昏,全部队伍均进入了宿营地,有的吃饭,有的在睡眠。而道县城内的敌人却是恐慌万状,只见城墙上敌人隐隐像乌龟一样,一伸一缩地露出头额,不断地向我们及城外窥探,并且向我们连续不断地打枪,射来的子弹都在空中飞过。我们的战士一个个拿着自己的武器,利用着天然的地形地物,将身体隐蔽得好好的,一枪也不放,只是隔着有四百米宽的河岸上的敌人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喊口号劝告白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城外的群众一点也不恐慌,还是成群地站在河岸上,参观他们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  

天已黑暗,我们的战士正在轰轰烈烈地擦枪擦刺刀,做云梯,找绳子,准备扒(爬)城和巷战。  

我们的指挥员,每个人拿着一个望远镜进行侦察。  

一轮明月,照耀河水,白亮地放出光辉。城上的敌人一排排一队队站在城墙上,向我们这方眼睁睁地望着。忽然后面一声报告:“政治委员请你!”回头看时,原来是一个通讯员,便随着转到团部去,刚一进门,就听见电话铃响个不停,原来师部亦到了,距县城十里地宿营。我坐着吃了一碗茶,将侦察情形与政治委员谈一下,即在电话上报告请示动作。当在电话中得到陈师长的指示:“道州城内敌人仅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同时他是无任何守备的准备,在我们估计,这敌人今晚或拂晓前必须向蒋家岭逃窜。已令第五团在河的上游三里处立即架桥北渡,在拂晓前攻袭道州城西北门。你团(第四团)立即开始动作,先以水手浮过去,架好浮桥,或是先放几个船过来,在五团开始攻击以前,积极行动,一方面偷渡过河,在不奏效时则强渡攻城。另一方面佯攻,意在协助五团成功……”我将这一指示转告政治委员,立即计划部署,二十四时开始动作。处理完毕后,吃了几个橘子,稍微休息了一下,又跑到河岸。此时我们的工兵排,攻城突击队(第一营)都来到待机位置,火力配备好了,工兵开始浮水过河。首先由工兵排长率领工兵一班副班长及两个战士下水,经过几分钟的时间,连一点响声也听不见了,突然见城上火光一冒,敌人“啪啪”地一连数枪向我们射击,后就由西门向蒋家岭逃窜。再看我们浮水的四个英雄,已经到了河的中间,忽然沉下去一个,连续向上冲几下后,就见不到浮出水面了。  

天将亮,浮水的已上了对岸的船,船夫忙手忙脚地拿了几套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时城门旁边的群众很快地跑到河边来帮助我们的工兵架桥和撑船,不上十分钟,架设好了一座四米宽可以通过四路纵队的大桥。  

突击部队(一个营)开始过桥,由南门的城墙上面向东西各分一个连,沿城前进,其余的一个连及营部直出北门,并占领东、北两门外之堡垒,向通往零陵方向警戒。当时我五团亦由道县城河的上游过来占领道县城的西门及西门外一带阵地,向蒋家岭方向警戒着。本队入城经过搜索后,即派出步兵二连,由李参谋长率领,向零陵方向利用一日行程侦察,向敌人行动,并利用沿途电话通迅,待命撤回。侦察部队派出后,进入了北门城外村庄隐蔽休息。待将前面的地形及道路侦察完毕详尽地配备了警戒,预定了紧急时的处置,向当地群众进行了宿营的宣传解释后,各部队开始进入宿营地。  

后面的部队(师直属队及友军)继续不断地开进道州城,忽隐隐地听到“轰……轰……”的声音,全军的司号员到处发出对空警报号音。部队的动作真快,不上十分钟的工夫,都隐蔽到树下、草里、屋中、水沟内,一点形迹都不见。敌人的飞机来了,飞到道县城及其附近的天空,忽高忽低地侦察,经过半小时之久,才向东飞去。  

集合前进的号音一发,由各草堆、树林里走出了红色战士,又整齐地按序前进。  

注:原文名《由临武至道州》,载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耿飚,湖南醴陵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曾任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第四团团长。  

周恩来督战到下关  

1934年11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在道县与宁远交界的屋脊岗,打了一下午的阻击战,直到天黑才打退敌人。  

正在准备迎接敌人新的反扑时,接到了军团部的急电,要他们火速撤出把截岭的阵地,连夜赶往道州城北的潇水西岸的下关布置战场。师长李聚奎带领全师指战员一路跑步前进,摸黑跑了四十多里山路,午夜时分赶到县城。在县城里作了短暂休息,李师长听完军团长林彪的敌情分析,又摸黑赶到下关。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色渐渐放亮。潇水河上雾气升腾,对岸隐在朦胧之中,分不清哪是村庄,哪是山岭,哪是树木,更看不清人。李师长拿着望远镜站在下关河边的一座小石山上,眉头皱起了疙瘩。  

参谋长聂鹤亭放下望远镜,来到李聚奎身边,问他在看不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下,是否等会再布置战场。李聚奎板起了严肃的面孔:“兵贵神速,绝不能因为天气贻误战机,先在沿河岸边挖战壕,修工事,主攻地点待会再定。”  

对岸的远处传来稀疏的枪声,天渐渐地亮了。战士们手挥铁铲忙得满头大汗,也顾不得擦一把。山腰上的战壕,山脚下的掩体,在潇水河西岸弯弯曲曲延伸开来,宛若一条长龙在飞舞。  

战士们正挖得起劲,突然周副主席来到山头上的战士们身边。长征中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得知敌军周浑元五个师的兵力已逼进潇水东岸,而红军只有一个师,又是临时奉命连夜赶来。敌我悬殊,形势严峻,他特地摸黑赶来督战。  

听说周副主席来了,李师长赶紧跑到山头上,愧疚地说:“周副主席,您怎么不通知我们一声,天不亮就摸黑赶来?您太辛苦,快坐下歇会吧。”  

周恩来望了望对岸,对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不能歇呀!目前,国民党第三路追剿军周浑元部就在你们对岸,第四、第五路李云杰、李韫珩部也已到达道州以南县城至茶园潇水河东岸。他们千方百计要强渡潇水,攻占道州,联合湘军和桂军在潇水至湘江间消灭红军。我们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同志们,要拿出勇气来和各种艰难困苦作斗争,为苏维埃英勇战斗,不论到哪个地方,不管碰到什么强敌,都要勇气百倍,有条件就歼灭之!听了周副主席的一番话,李师长和在场的战士举手表示决心:“请周副主席放心,红一师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在我们没有主动撤出阵地之前,决不能让敌人越雷池一步!”  

周副主席刚离开,密集的枪声就在对岸响起。这时天已大亮,河面上的雾气也渐渐散去。敌人开始驾舟渡河,河面上风帆片片。黑压压的敌人挤在帆船上,架起机枪,擂起战鼓,摇旗呐喊。  

战壕里的红军战士见敌人已到河心,还没有听到李师长喊打的命令,个个都忍不住了。一团团长杨得志和战士们一样心急,便凑到李师长旁边说:“师长,打吧!火候到了。”李聚奎不慌不忙地说:“再等等,再近一点。”七十米、六十米、五十米。敌人的船只驶到离红军阵地仅五十米时,李师长才下令开火。  

红军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步枪同时响起,子弹雨点般向河中射击。河中的帆船一艘艘被打翻,敌人掉入河水中,在水面飘浮几下,涌出一股淡红后就被浪涛卷走。  

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但他们凭着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很快又发起第二次冲锋。这一次更为嚣张,敌人在对岸架起火炮,一阵狂轰滥炸之后,渡船又急速向红军阵地前行。他们在船上增加了机枪,减少了人数,船只呈梯式推进。站在石山坡上的师政委赖传珠见此阵势,高声喊着:“战友们,大家要记住周副主席说的话,要拿出勇气来和各种艰难困苦作斗争,为苏维埃英勇战斗,不管碰到什么强敌,都要勇气百倍,将其歼灭!”李师长立即命令用迫击炮压住对岸火力,组成火力网扫射递进的船只,用手榴弹炸向船上的敌人。第二次冲锋又被红军打退。  

敌人死伤惨重,他们又及时调整战术,以拉长战线来分散红军的兵力。同时,又派出一股兵力从下游的斜皮渡偷渡过河。形势十分严峻,红一师兵力显得严重不足,只得派出杨得志的第一团赶往斜皮渡阻击万耀煌的第五师。正在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接到李聚奎的电报,立即调派军委纵队的第一梯队前来增援。红一师在下关战场坚守了一天多时间,11月26日清晨,前方传来电报,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已完全西进到寿佛圩至仙子脚一线。这时,红一师才主动撤出潇水西岸的下关阵地,退守阳乐田至十里桥一线,继续阻敌。  

李聚奎在1985年撰写的回忆录《长征中的红一师》(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十四集)中提到:“11月25日,我师大部分(一、三团及师直属部队。编者注)部队和三军团的六师(红六师在县城至岑江渡一线。编者注)一起在潇水西岸阻敌。敌人一次又一次向西岸冲来的渡船,被我们打沉了;一批又一批企图泅渡过河的部队,被我们消灭了。潇水成了敌人不能逾越的障碍,敌人只能望河兴叹,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在潇水西岸阻滞敌人两天以后,撤出战斗,继续向西前进。”  

彭德怀怒骂“洋顾问”  

彭德怀和毛泽东分别是平江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上的井冈山。在红军中,彭德怀可算得上战功卓著的老红军了。他出生贫苦,性格耿直,为人厚道,但也脾气暴躁。他直言不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自己常说:我这人类似张飞,有其粗而无其细。这是他一种谦虚的美德。  

长征出发之前,彭德怀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军团长。长征出发之后,他率领红三军团担任长征的右前锋,与林彪的红一军团并驾齐驱,在前面劈山开路。1934年11月,长征中的红军突破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之后,敌情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得到情报,敌人已调集26个师近40万兵力,在湘江两岸部署第四道封锁线。而全州以南的兴安、灌阳、恭城是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防守。在此之前,红军还没有与广西军队打过仗,不知道底细。军委考虑到彭德怀同志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对李宗仁、白崇禧有所了解,所以就把三军团这个右前锋改为左前锋,与林彪的红一军团换了一个位置。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军这块硬骨头就交给他去啃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彭德怀对于这个左、右前锋的位置交换,并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过了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前面的第四道封锁线敌人有重兵把守,大敌当前,前有阻敌,后有追兵。而红军仍然是一、三军团在前面左右两边开路,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带着笨重的坛坛罐罐及老幼妇孺的非战斗队伍走在中间,八、九军团跟在左右两边,五军团负责殿后,就像抬轿送亲一般慢慢行走,彭德怀十分恼火,万分焦急。过了第三道封锁线之后,他就在考虑这个问题。即将过潇水之前,他鼓起勇气,在行军路上给中革军委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红军在敌大军密集布防阻击下,簇拥庞大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队伍作甬道式开进,要突破湘江,继续执行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不可能。如果强渡湘江,必然付出相当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建议三军团应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吸引牵制敌主力,迫使敌军改变部署。中央应率一、五、八、九军团进占溆浦,并以溆浦为中心,于沅陵、新化、武岗等一带发动群众,准备战场,创建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  

电报发出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既不回电答复,也无口头通知,彭德怀火气来了,他骑上快马去找长征中最高指挥“三人团”中的李德。李德,德国人,又名华夫,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指挥作战的军事顾问。由于当时任党中央负责人的博古年轻不懂军事,执行的又是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所以李德就成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找到李德,彭德怀既不报告,也不敬礼,当面就问:“我给军委的电报收到没有?”  

李德听不懂中文,只见彭德怀怒气冲冲,竖眉瞪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两眼盯着彭德怀。  

在场的博古见彭德怀气势汹汹,他怕发生意外,急忙向彭德怀解释说:“德怀同志,有话好说,不要发火,你给军委的电报收到了,大家也都看过了。目前不能改变行军路线,走这条路是党中央早就作出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彭德怀听了这句“必须服从”的话,更是火上浇油:“什么必须服从,你们这是条错误路线!再这样走下去,红军的这点家底就败在你们手里!”  

李德见彭德怀火气不减,便用英语问张闻天:“他在说什么?”张闻天告诉他是说关于他的电报的事。李德听见是来问电报的事,更是火冒三丈。他用德语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之后,张闻天翻译告诉彭德怀:“他说你那个电报是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是分裂红军,消弱红军战斗力的自我表现。”  

彭德怀听到这里,喉咙里像吞下一只苍蝇,噎得说不出话来,头顶直冒烟。他走到张闻天身边,说:“你如实翻译给他听,他是独裁者,是瞎指挥!”李德听了,气得直喘粗气,还击说:“农民意识,土匪习气!”彭德怀向前一步,指着李德的鼻子骂道:“像这样抬棺材式的行军,总有一天会把你装进棺材里!”李德把手一指:“我撤你的职!”  

“你没这个权力!你只不过是个军事顾问而已。我这个军团长是党中央和军委任命的。”  

“我要到共产国际告你,共产国际有权撤你的职!”  

站在一旁的博古怕他俩再吵下去,就把彭德怀拉到一边,劝道:“德怀同志,不要与华夫同志争吵。这样吵下去,一会影响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二会削弱红军的战斗力。目前,很快就要过湘江了,还是考虑如何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吧。”  

彭德怀火气未消,说话的声音仍然很粗:“博古同志,李德是外国人,他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不懂得红军的军情,瞎指挥,他是崽卖爷田不心痛。而你呢?你是党的负责人,难道你也不懂,你也不心疼?”  

“德怀同志,关于红军不要从全州、兴安过湘江,要改变行军路线的意见,是你最先提出来的。最高‘三人团’研究过,只有一票赞成,二票反对,没有通过。最近,泽东同志也提出过和你的建议类似的意见,‘三人团’就不准备讨论研究了。”  

“博古啊,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几万红军的性命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不能拿几万红军的生命当儿戏!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有什么后悔的?这个行军方案是党中央和军委作出的决定,而且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同意的。即使错了,也要坚决执行!”  

“知道错了,还不知悔改,还要坚持错误,这是什么逻辑?”  

“谁对谁错,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那好吧,我保留意见,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彭德怀愤愤而去。  

长征中“湘南争论”探讨  

陈云同志在他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中写道:“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秦邦宪(博古)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  

在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心目中,遵义会议是由湘南争论酝酿而成,认为没有湘南争论就没有遵义会议。  

那么“湘南争论”中的湘南,具体地点指哪里呢?参与争论的人物有哪些?争论的形式是什么?本文想就此作点初步的探讨。  

关于争论的具体地点,湘南争论自然是指湘南。人们习惯所称的湘南,是湖南南部的衡阳、郴州、永州三市的所辖区域,范围似乎宽了点。而1934年冬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的湘南,就只有郴州市辖境的宜章、郴县、汝城、临武和永州市辖境的蓝山、宁远、道县等县,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纵观红军长征的过程,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之后,接连突破了敌人在赣、粤、湘边境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均未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说还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党中央内部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有一些不同意见,但长征出发后节节胜利。进入郴州市辖境地域,也还在第三道封锁线范围。这时候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只是进入到永州市辖境的蓝山、宁远,特别是进入道县之后,红军指挥员们掌握的敌情已十分严峻。这时,蒋介石已完全判明,红军必沿红六军团西征的故道,从广西的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他匆忙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把中央军薛岳、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这四路“追剿军”划归何键指挥。同时,用重金收买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协同参战。到11月中、下旬,敌军共集结26个师,约40万兵力在潇水至湘江地域布下一个袋形阵地,等着红军往里钻,企图在湘江以东地区,也就是他们称之为第四道封锁线内,彻底消灭红军。  

何键对第四道封锁线,作了周密的部署:着湘军刘建绪部四个师及四个补充团,三个保安团为第一路,集结主力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配合,沿湘江碉堡线下至衡州之东阳渡止,严密布防;中央军薛岳部四个师及惠济支队(相当于加强师)为第二路,在零陵附近集结,防止红军北上;周浑元部四个师为第三路,限于11月21日前到达道县,沿潇水布防;李云杰部两个师为第四路,向宁远以南地区尾追;李韫珩部的第十六军(实仅有五十三师一个师),空军第二队并战斗机五架为第五路,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尾追,并与粤军联络。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出廖磊的第七军两个师在兴安至全州湘江沿岸布防;夏威的第十五军三个师及十五个民团,集结于富川、恭城、龙虎关、灌阳一带。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及独立第二旅由坪石、九峰向西开进。  

面对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如此严峻的形势,这支红军队伍何去何从?是进是退?这个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关系到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不得不引起中央领导和红军指挥员们的思考。  

彭德怀同志在过了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就提出:红军在敌大军密集布防阻击下,簇拥庞大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队伍作甬道式开进,要突破湘江,继续执行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不可能。如果强渡湘江,必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他向中央建议:三军团应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吸引牵制敌主力,迫使敌军改变部署。中央应率一、五、八、九军团进占溆浦,并以溆浦为中心,于沅陵、新化、武冈等一带发动群众,准备战场,创建新的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  

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如果能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甩掉笨重辎重,轻装前进,避实就虚,在运动战中调动敌人予以歼灭,是完全可以甩掉敌人,变被动为主动的。可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特别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对彭德怀这一正确意见却不予理睬,引起了红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们的强烈不满,要求改变军事指挥的呼声日益高涨。  

中央机关的队伍从宁远翻过屋脊岗进入道县地域时,毛泽东得知湘江防线的敌情后提出: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着潇水东岸往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栗山铺,再向东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也被“左”倾领导者拒绝了。但毛泽东仍以共产党人的革命胸怀,以革命利益为重,始终密切关注党和军队的前途和命运。红军占领道县城时,他再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镰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可惜的是,毛泽东被排斥在党中央领导之外,尽管他的主张正确,李德、博古就是听不进。正如遵义会议的《总结决议》中所言:“××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的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果断专行与创造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然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正确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  

红军进入道县,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近在咫尺,“左”倾军事路线的领导者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仍然不改初衷,大摇大摆地前进。11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大部进入道县,作战部队利用潇水组织战场,阻滞了敌人的尾追,八、九军团佯攻江华、永明、龙虎关,调动了桂军南移,迫使敌湘江防线一段空虚,这时正是抢渡湘江的大好时机。然而,对于这一重大敌情变化不能了解,坐失良机,再次激起了红军指挥员的不满情绪,争论更加激烈。另一方面,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22日就进入道县,23日到达杨柳塘。由于军委领导在如何抢渡湘江问题上犹豫不决,迟迟没有下达渡江命令,直到25日傍晚,才在县城以西50里的路上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湘南争论的地点是在永州市境内红军中央机关经过的南三县,主要是在道县。争论的内容是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要求改变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人。  

至于参加争论的人物和争论的形式,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中提到:“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也谈到:“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得到了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许李德指挥作战”。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们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部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1984年3月28日,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访问伍修权时提出:“据说当时毛泽东正生病坐担架,王稼祥也因伤坐了担架,他们一起交谈了看法,统一了思想,又说服了别的同志,这才引起了变化。是这样的吗?”伍修权回答说:“这是事实。他们在行军途中和宿营时讨论了长征中的形势,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参与争论的人物,首先是毛泽东为说服王稼祥、张闻天的争论;然后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彭德怀等同李德、博古的斗争。争论的形式是担架上的争论、马背上的争论和床铺上的争论。  

但据李德夫人肖月华回忆,有个“道江会议”是湘南争论的主要地点和形式。因目前尚未查找到可靠的资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红军在道县击落敌飞机  

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收录了张爱萍写的长征途中在道县击落敌飞机的回忆文章,题目是《休矣飞机》。文中写道:“嗡嗡的声音,又在天空响了起来。正在向道州城前进的红五师十三团的队伍,在一阵防空警报的号音下,迅速离开道路,隐蔽起来……唧唧!飞机改变了他的声音,飞的高度也接近了我们。‘这一定打中了!’”长征路上编印的《红星》报于1934年11月25日,登载一则消息,题名叫《打下飞机一架》,内容如下:“我红军于二十四日在西元(园)击落敌人的飞机一架,击落(俘获)飞机师二,缴获花机关二,望远镜二。”  

当时红军还没有打飞机的高射炮,敌机是怎么击落的呢?  

1934年11月24日,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的大队人马进入道县,正从各个渡口抢渡潇水西进。  

奉命追剿红军的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得到这一消息,一面大骂部下周浑元无能,未能按时(21日)占领道县,抢占机动地域;一面赶紧向蒋介石请示,要他立即增派飞机轰炸潇水河,阻击红军西进的步伐。蒋介石当日从南京调动战斗机八架,飞抵郴州,协同何键展开围追长征红军的潇水之战。  

正当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主力从潇水河上的茶园、葫芦岩、九井、洲背、岑江渡、上关、水南、斜皮渡等渡口过河时,天空中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红军战士们对这种声音早就听习惯了,知道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潇水河的。走在路上的红军赶紧躲进路旁的树林里隐蔽起来,从树上摘下几根枝条,扎成帽子戴在头上。可还在浮桥上、渡船上过河的红军战士,他们无法掩蔽,只好匍匐前进,快冲快跑。  

国民党的飞机欺负红军没有高射炮对付他们,任意在空中盘旋,超低空俯冲。飞机不断扔下枚枚炸弹,在水中发出“剥剥”的闷响,整个潇水河中水柱冲天,浪花飞溅。浮桥上、渡船上的红军战士一个一个地倒下,水中冒出一股一股淡红的鲜血。岸边的红军战士见自己的战友倒在血泊中,牙齿咬得“格格”的响,操起手中的步枪向天空愤怒地射击,高声喊着:“国民党飞机,来吧,老子跟你拼了!”  

埋伏在水南浮桥北端城墙上的一军团一师的战士,端起他们在井冈山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三八”式步枪,对着向水南浮桥俯冲而来的敌机拼命地扫射。正巧,一颗子弹击中敌机的油仓,敌机着火了,机尾拖着一股长长的黑烟,向东南方向逃去。这架敌机被打中,其他敌机以为红军有了新式武器,再也不敢向潇水河俯冲,盘旋一阵之后,立即退了回去。  

受伤的敌机拖着滚滚浓烟,还在空中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想加快速度和利用滑翔的机会逃回郴州老巢去。谁知,火势越烧越旺,黑烟越冒越大,飞过几个小山头,就急速下坠,向低空栽去。眼看飞机不行了,两个飞行员慌忙跳伞逃生。  

刚从宁远天堂翻过屋脊岗南侧,进入道县境内的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的战士们,在山坡上远远看见一架敌机拖着黑烟冲来,他们知道敌机已经受损,很快就会坠落。于是,团长黄珍立即命令战士们作好战斗准备。不一会,传出“轰”的一声巨响,敌机从空中坠下,掉在黄泥石村的稻田里。不远处,两个白点也慢慢从空中飘落下来。红军战士们端着装有明晃晃刺刀的步枪,将坠落的敌机和两个跳伞的飞行员团团包围。  

敌机燃烧的火焰渐渐熄灭,两个飞行员蹲在草地上,像两只刺猬,缩成一团。他俩见周围站满了用刺刀指着他们的红军战士,吓得面如土色。  

张爱萍在文中对两个飞机驾驶员的形象描写得非常生动,这样写道:  

“两个像猎人一样打扮的飞行员,面如土色,跪在飞机旁边,一边作揖叩头,一边惊慌失措地哀叫:‘老总!不要杀掉我呀!饶我一条狗命罢!’多么卑鄙无耻哟,那摇尾乞怜的样子。  

一队队红军战士,端着上好白晃晃刺刀的武器从四面八方杀过来了。  

这下可不好了,这两个狗飞行员,手足无措,跪在地下,像犯了精神病,不住地叩头作揖,好像在捣米一样,真把人肚子都笑痛了。  

……政委说话了:‘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们,你们想想!杀了你们两条走狗,无名小卒,有什么用呢?’  

……  

两条面如土色,呆若木鸡的走狗,终于醒悟过来了,摇尾乞怜地说:‘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被你们红军捉到,以为捉到一定有性命之忧,如蒙大恩真不杀我们,我们痛改前非,跟大军去。……愿效犬马之劳,以报不杀之恩。’说完话,他们又像捣蒜样地叩头。  

‘你的头真不花钱去买!丧你老祖宗蒋介石的德哟!’  

这架飞机是从南昌飞来郴州专打红军的709战斗机,驾驶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缴获两挺机关枪,五千余发子弹,还有两件皮衣,两架风镜……飞机打下来了,更提高了这一带群众欢迎红军的热情。附近的群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笑嘻嘻兴高采烈,提着饭,提着茶,拿着红薯……热烈地来慰劳红军……  

队伍继续出发了,两只‘狗’自然带走,损坏了的飞机呢?坏了它不成问题。工兵排的王排长,奉了团长、政治委员的命令去烧飞机。  

真是‘土佬’,他把包袱毯子一身行李等放在飞机的上面,然后态度自然地放火来烧。损坏了的飞机,满身是油,当然火一点到处燃烧起来了,烧得王排长的头发都变得焦黑了。如有胡子的话,连胡子都会烧焦。包袱行李用不着说,自然是一并变了灰。”  

红军离开道县后,国民党道县政府奉上级命令,把烧毁的飞机残骸收集起来,送到长沙。上世纪70年代县文化部门组织红军长征过道县调查时,还在黄泥石村找到一小段飞机残骸的钢块。  

伍云甫豪福发电文  

1934年11月2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第三局(通讯局)的局长王诤、政治委员伍云甫率领全局六个分队的干部战士,紧随彭德怀的三军团之后,经宁远的水打铺进入道县的周塘营一带宿营。23日,又经四马桥、蚣坝,从福芦岩渡口渡过潇水河,到达下追塘宿营。24日从下追塘出发,过新车浮桥到禾塘宿营。25日从禾塘动身后不久,就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想方设法,将两个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电报立即发给各军团、各纵队、各师和各梯队。命令强调,这是两个十万火急的特级密电,是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作战部署和政治动员令,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电令。不仅要注意内部保密,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外部保密。要找一个隐蔽的地点,不能给敌人以任何侦察、窃听的机会。  

接到命令,队伍快速前行。走了十余里,经过一个小村。小村隐蔽在一座高大的石山之下,村前村后怪石嶙峋,古木参天。盆大的乔木,虽然是冬季,密密麻麻的树叶把小村遮盖得严严实实。小村的背后有一个十数丈高半圆形的山岩。山岩之上凸立着大大小小的石峰,就像是一把把利剑直插云霄。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哗哗的流水隐去了村里的鸡鸣狗叫。若不是实地经过这里,乍一看,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有一个村子。小村里约十几户人家,都是青一色的小青瓦盖顶,青砖共垛墙,活动木板的铺面。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高低不平、且有几级台阶的小路穿村而过,小路也不过五六尺宽。各家各户的木板铺面门口,还有一个三尺柜台,据说这里从前还曾赶过集市。  

伍云甫看到这里的一切,用征询的口气问王诤局长说:“这个地方非常隐蔽,很适合我们发电报。”王诤也看出了这个地方很有特色,说:“呀,这里的地形地势很不错。请同志们就地休息,我们再到周围看看吧。”  

伍云甫同王诤在小村周围走了一圈,虽然是夜晚,看得不是十分清楚,但他俩却都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  

局长王诤风趣地说:“真是一个天然的保密室,是我们打起灯笼才找到的。”伍政委笑了起来,说:“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第一,这个天然保密室可供我们安全发电报;第二,这里完全有条件供全局战士在此宿营。”  

王诤问:“今天的宿营地不是定在高明桥的吗?”伍政委说:“高明桥离此处不远,就在前面不到十里。为了尽快把电报发出去,就在此宿营吧。”“好!就在此宿营!”王诤下达了宿营的命令。伍云甫也下了一道命令,要求会写字的干部战士,在宿营期间,每人至少写上五条标语,毛笔、木炭、石灰什么写都可以,不管大字、小字,墙上、壁上都要写满。  

战士听到宿营和写标语的命令,大家都快速行动起来,一边啃着干粮,一边干活。站岗的站岗,架电台的架电台,译电文的译电文,写标语的写标语,发电文的发电文……  

嘀嘀嘀……嘀嘀嘀……“红安……红安……”  

嘀嘀嘀……“福州……”  

两台发报的电台嘀嘀嗒嗒不停地响着,几个发电报的女红军战士紧张而不慌乱,不停地忙碌着。红色的电波,从小村里飞出,飞到潇水河畔,飞到湘江岸边,飞到各个红军指挥员的手里,飞到红军战士的心中。这红色的电波,像阵阵春雷,催开遍野山花;像奔腾的山洪,冲击着腐朽的王朝。  

局长王诤的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正准备发给各军团、各纵队、各师的电报稿纸,有条不紊地指挥给各作战部队发电文。虽然已是小雪时节,而且还下了点小雨,但湘南的天气却不冷,王局长及几个发报员忙得满头大汗。  

政治委员伍云甫,见今天该发的电报特别多,发报员忙不过来,便来到一分队协助工作。伍政委一会帮译电员将电报稿译成密码,一会儿帮发报员发电报。他一口气接连发出给一军团(1k)、五军团(5k)和一师(1D)三封电报,看见电文基本发完,才松了一口气。走出屋外,伍政委在一张军事地图上寻找这个小村的地名,地图上却没有这个村的名。刚好,村里的一个老乡从门前经过,伍政委上前拉着他的手问:“老乡,你们这个村叫什么村名?”老乡是一位老者,只会讲当地的土话,对于官话(普通话)只是似懂非懂,就连道县其他地方的本地官话,也只是听得懂一部分,而且不会说。这位老人听了几遍,知道伍政委要问的是这里的村名。他张了几次口,想用本地的官话告诉说这个村叫豪福,但始终没有说出来。伍政委急了,指着这个村子,像说哑语一样用手比划着:“这个村叫什么村?”老人点点头,意思是告诉对方他已经听懂了。但他还是不能用官话讲出来,只是用本地土话回答说:“哈扑”。伍云甫不知道该村人不会讲官话,而在县城及以东地方,讲的话是都听得懂的,口音也与江西苏区的话差不多。他把这位老人说的土话“哈扑”(豪福),听成为“侯铺”。  

伍云甫掏出随身携带的日记本,在他每天必记的日记上写道:“11月25日,雨,下午十时队伍自禾塘出发,经太平桥、寿福圩到达高明桥以东十里许之侯铺。”  

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司令部关于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作战部署;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政治动员令,这两个重要急电的红色电波经通讯局干部战士们从豪福村发出。接到这个急电,各军团、各纵队迅速行动,作好了突破敌人重兵把守的第四道封锁线的充分准备。  

红军过后,该村的屋内屋外,写满了红军标语。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直到20世纪90年代,该村的墙上仍保存着大量的红军标语。因年代久远,房屋翻修和因公路改道拆迁,红军的标语虽然看不见了,但标语的内容和红军的精神,仍在道县人民心中永存着。  

红三十四师重返道县打游击  

1934年11月中旬,红军进入湘南后,蒋介石已完全清楚红军西进与二、六军团汇合的意图。便急调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及中央军40万余部队,在湘江沿岸设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利用湘江这一天然屏障,妄想在这一带消灭红军。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抢渡湘江的命令。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是毛主席亲自创建的队伍。从长征出发后,一直担任全军的后卫。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奉命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九军团顺利通过苏江、泡江。之后,为全军后卫,在水车一带阻击,掩护主力红军抢渡湘江。  

11月28日,红三十四师在水车阵地刚布置好战场,敌人从四面八方赶上来。空中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南面桂敌夏威的部队向北推进,东面李云杰、李抱冰两路纵队向西尾追而来,北面周浑元纵队迅速向南扑来。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是三十四师的老对手。早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中,就曾被陈树湘部队打得一败涂地。这次自恃兵力雄厚、装备精良,来势汹汹地企图报复,气焰十分嚣张。他利用飞机、大炮掩护,轮番向三十四师发起攻击。面对险恶严峻的形势,英勇的红三十四指战员拼死顶住敌人的三面进攻。他们用自己的血和肉筑起一道又一道城墙,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鏖战了四天四夜,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任蔡中、一○一团团长严凤才、一○二团团长梅林和大部分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虽然遭到惨重的伤亡,但仍保障了红军主力顺利渡过湘江。  

掩护任务完成后,红三十四师迅速追赶主力,抢渡湘江。当他们到达界首渡河点时,湘江完全被敌人封锁,渡江之路已被敌截断。红三十四师余部翻过海拨1900多米高的宝盖山,正准备从凤凰嘴与敌死拼。当行至安和的新圩村时,又遭到敌阻击,其中五六十人被冲散,这时三十四师师部只得折回全州、灌阳边境。这支四千余人的队伍,已大部分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加之沿途饿死、拖死、跌死和被飞机炸死的,伤亡惨重,抢渡湘江希望非常渺茫。这时,军团部来电命令他们返回湘南打游击。  

接到军团部首长的指示,红三十四师余部300多人,在师长陈树湘、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下,向道县方向突围。  

12月7日,红三十四师翻过都庞岭,进入道县空树岩村。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准备发动群众,并写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何键才有出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标语,号召青年农民积极投身革命,以扩大红军力量,继续坚持与敌人斗争。由于国民党广西地方民团大批从灌阳方向尾追而来,红军为保存力量,又避开敌人。8日,沿着都庞岭山麓自西而东,向道县与永明交界的山区退却。到达清塘小坪村附近时,道县国民党地方武装——县保安团第一营200多人闻讯赶来拦截。红军与敌人激战半日,毙敌数名,击退敌人,补充了部分枪支弹药。9日继续经营乐源进入永明八都,在上木岭、大宝腹又与永明之敌接火。红军一路且战且退,当晚进至上江圩。第二天,红三十四余部抵达桥头铺,在马山附近的潇水西岸抢渡牯子江。木船渡至河心,埋伏在两岸的江华民团,突然枪声大作,红军遭到惨重伤亡。师长陈树湘在船上指挥战斗,不幸被子弹击中,腹部受了重伤。  

战士们用担架抬着陈师长,由江华界牌向道县四马桥前进。江华、永明两县保安团又紧紧尾追而来。  

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指战员又得不到休息,加上天气寒冷,冻饿交迫,队伍大量减员。红军到达四马桥时,只剩百余人。到达早禾田,又遭道县保安团第一营的阻击,红军边打边走,退至银坑寨占据有利地势,击退了敌人。这时陈师长挣扎着,走下担架,告诉战士们:敌人还会组织更大的反扑,可能会出现种种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部队改变由长征原路退却的计划,各自为战,冲出重围,到牛栏洞汇合,向癞子山前进。  

果然不出所料,陈师长刚刚布置完毕,江华、道县、宁远三县的敌保安兵就蜂拥而至,猛扑而来。红军战士正组织还击时,省保安军成铁侠部从宁远鲁广洞方向赶来,在富竹湾后边的馒头岭上突然响起枪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十分严重,陈师长不顾战士们的再三劝阻,又一次走下担架,当即立断,命令一个班抢占馒头岭对面山头打掩护,其余由参谋长率领,迅速冲过敌人的火力网。陈树湘师长和两个警卫员及一个修械员占据洪都庙的有利地形,继续阻击敌人。枪声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同志们安全脱险了。  

突围中,陈师长由于伤势过重,不幸被捕。12月17日,敌人把陈师长抬到四马桥的一间布铺里。道县保安团第一营营长何湘企图从陈师长口里得到红军的情报,遭到陈师长的痛斥。他们为了留下一个活着的红军师长,好向上级请赏,便软硬兼施地进行诱降,送药物医治,并用“洋参”提神。陈师长大义凛然,说:“我参加红军后打了上百次仗,为革命我可以献出一切。”并拒食拒医。敌人无奈,第二天,就派人抬着陈师长回道县县城领赏。行至石马神,陈师长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受伤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的陈树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突围后的三十四师余部90余人,经道县牛栏洞、插花坪,16日到达宁远鲁广洞、道堂一带,又遭保安军袭击。17日进入蓝山古城一带。随后,省保安军成铁侠部、道县唐季侯部和宁远、蓝山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同时赶到。在敌人的合击下,三十四师终因弹尽粮绝,指战员们大部牺牲和被捕,个别遣散。  

三十四师返回湘南后,继续与敌坚持斗争,战绩显赫,英勇悲壮,体现了人民军队钢铁般的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节选)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团进至道县以南葫芦岩。部队刚接替红四师在该地域拒阻敌人之任务,突然师部来了通知,要我和政委侯中辉立即去军团部受领任务。军团部住在湘、桂交界的蒋家岭。我俩一路小跑。还没到蒋家岭,只见刘伯承参谋长和董振堂军团长大步迎了上来。不一会,陈树湘师长和程翠林政委也赶来了。这是军团首长单独召见我们布置任务。董军团长首先说:现在,蒋介石调集的四十万“追剿”军向我步步紧逼,情况日趋严重。朱总司令命令全军组成四个纵队,迅速从兴安、全州抢渡湘江,前进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他还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  

接着,刘参谋长介绍了具体敌情:何健第一路军已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二路军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军尾我直追,第四、第五路向东集结。他指出:敌人的企图是前堵后追,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湘江之侧。讲到这里,刘参谋长拿出一份军委电报向我们宣布:红三十四师目前任务是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但尽可能赶上主力。读笔[毕],他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朱总司令、周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三十四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最后,刘参谋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把军团的殿后任务交给你们师,这个担子很重啊!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又要有万一被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  

“请军团首长转告朱总司令、周总政委,我们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师长、政委、老侯和我,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宣誓。  

离别刘参谋长、董军团长的时候,两位首长紧紧拉着我们的手,依依不舍,一一叮咛:你们师、团干部要组织好、指挥好,带领全师部队英勇作战,全军团期待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那种师长爱、阶级情,不仅当时摧[催]人泪下,而且至今记忆犹新。万万没有想到,那次分离竟成了我们和董军团长的永别。董振堂同志是河北省河县人,北伐战争中就当师长,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长征到达甘肃后,他率部队西渡黄河,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在高台县与敌作战中以身殉职,时年四十二岁。几十年来,我一直深切地怀念着这位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子,深受干部、战士爱戴的红军优秀的领导人。  

回来的路上,陈师长边走边说:根据上级指示和我师情况,我考虑:由老韩率本团先行,急进灌阳方向,接替红六师在红[枫]树脚地域阻止桂敌北进之任务;我带师部和一○一团居中,程政委带一○二团跟进,在掩护红八军团通过泡江、苏江后,迅速西进,在文市、水车一线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保证主力部队渡江。如果没有意见,就分头行动。战争年代,领导同志讲话,都是开门见山,简明扼要,没有那么多套话、虚话,即使需要开会,时间很短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解决了。  

任务明确后,我和侯政委商定:我率一营在前,他指挥二、三营和团直跟进,立即出发。部队虽然连日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但指战员情绪高昂,互相帮助,几十里急行军很少有掉队的。当我带领一营进至猫儿源地域时,桂敌三个师大部已先我通过红(枫)树脚地区,切断了我之通路,其先头部队继续向板桥铺、新圩西进。  

原来,在我团向灌阳急进的头天下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红四师各一部,已顺利抢先通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到觉(脚)山铺间的渡河点。由于全军前后相距一百五六十里,山区道路狭窄,辎重过多,八万余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而行,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非常疲劳。加之,红八军团一度走错了方向,大部队又要等他们。这样,本来一天一夜急行军即可赶到湘江的路程,却走了三四天。而敌人呢,走的是大道,有的乘坐汽车,从四面八方逼近湘江,形势越来越严重。  

十一月二十八日,敌“追剿”军第一路向我先头部队红二师之觉(脚)山铺地区发动进攻。桂敌主力则沿板桥铺、新圩向前堆(推)进。同时,敌人还出动大批飞机,滥施轰炸,封锁湘江。三十日,装备精良,五倍于我之敌军向我发动全面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全州和兴安之敌沿公路对进,企图夺回渡河点,截断红军前进道路。敌第二路军进至黄沙河地区策应;第三路军由道县进占文市,突击我红三十四师;桂敌则向我左翼实施猛烈突击;敌第四、第五路正向文市前进,情况万分危急。  

在敌人四面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红军指战员不顾一切牺牲,浴血奋战,顽强地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在我红三十四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剧烈。追击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四个师,该敌已是我们的老“对头”了,曾在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吃过我们的苦头。现在,他自恃兵力雄厚,美械装备,来势汹汹,妄图“报复”,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该敌在大炮、飞机的配合下,轮翻(番)向我进攻,好像用大量的炮弹就可以一下子吃掉我们。我全师广大指战员依靠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杀伤了大量的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傍晚,受到重创的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后,向我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守卫在前沿阵地的我团一、二营部队,提出了“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主力部队抢渡湘江”的响亮口号,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有位福建籍的连长,身负重伤,肠子被打断了,仍然继续指挥战斗。阵地上空铁火横飞,前沿工事被打得稀巴烂,山上的松树烧得只剩下树干。战士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伤亡越来越大,但同志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地战斗着。与此同时,在第一○一、第一○二团阵地上,也是烟尘滚滚,杀声震天。他们都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重伤不叫喊,轻伤不下火线,顶住了数倍于我的疯狂的敌人。在激烈的血战中,全师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永垂青史。由于我们全体指战员苦战血战,迟滞了周浑元部的进攻时间,掩护中央、军委和主力部队于十二月一日晨渡过了湘江。  

然而,不幸的是,乘车而至的敌湘军和桂军切断了我之去路,炸毁了渡江的浮桥,红三十四师及红六师一个团被隔在湘江之东,一并处在湘军、桂军、中央军三路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部队走投无路,被迫东返。在龙山、新圩又与敌进行激战,再次遭到伤亡,最后退入雾源山区。敌人围歼我党中央、军委和主力红军于湘江之侧的企图未能实现后,恼羞成怒,反扑过来,叫嚣杀我片甲不留。  

在形势万分紧迫的情况下,陈师长召集师、团干部紧急会议,作出了两条决议:第一,从敌人薄弱部位突击出去,到湘南打游击;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在我红三十四师准备突围的时候,桂敌一个团的兵力向我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我全体指战员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集中兵力顽强地反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又摸不清我们底细,急忙收兵回营。这次胜利鼓舞了同志们的信心。但我毕竟是孤军作战,又处在白崇禧统治区,兵力、粮食、弹药都得不到补充,既无兄弟部队配合,又没有人民群众支援。于是,我向师长提出:“不能坐以待毙,应立即突围。”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陈师长当即决定:由我指挥本团余部掩护,他和参谋长率领师直和一○一、一○二团三百多人突围,重返井冈山。  

当天深夜,突围开始了。由于部队在山区拖来拖去,三四天没有吃一顿热饭,肚子饿,身上冷,腿上像灌了铅,尤其是伤病员行走更艰难。但是,为了生存,为了不当俘虏,指战员忘记极度的的疲劳、饥饿和病痛,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特别感到,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当我们刚刚通过敌人据点猫儿源,正准备向长塘坪进发时,被敌人的警戒部队发现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向陈师长表达了本团三十多人的共同决心:“我们掩护,你们赶快走。”  

扑上来的敌人,终于被我们打垮了。然而,我们又受到了新伤亡,还剩下十来个人,并且又和师的余部失散了。为了保存革命种子,我决定: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后来得知,陈师长率红三十四师余部在湖(南)江永(华)牯子江遭敌人袭击,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于敌手。敌保安司令何汉(编者注:应为道县保安团第一营营长何湘)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师长去向主子“邀功领赏”。陈师长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同志的头,送回他的原籍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其余一百多人,也终因敌人重围,弹尽粮绝,最后大部分光荣献生(身)。  

湘江战役失败后,为了得到资助去找党、找主力部队,我历尽艰险和辛酸,回到原籍武汉。谁知刚出狼窝,又入虎口。由于原在安源煤矿一起搞罢工斗争的叛徒张联华出卖,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了汉口陆军监狱,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西安事变”后,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经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出面交涉,我这个“政治犯”被释放了。从此,我又获得了新生。回到了党的怀胞(抱),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注:韩伟,湖北黄陂县人,1922年参加安源煤矿罢工,1924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参加了秋收起义,曾任排长、连长、团长,福建军区独立第八师师长,军区参谋长。长征时任红三十四师一OO团团长,是三十四师仅存的一员。抗战期间任过团长、副旅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曾任热河军区司令,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军长等职。解放后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中将军衔。  

红二十四师来道县组建插花坪游击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时,把项英、陈毅等留在江西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拖住敌人。  

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纠正党内的“左”倾路线。不久,中央给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分局发电报,要他们改变过去的“左”倾军事指挥。1937年12月7日,项英以《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为题,给中央报告他们留守江西苏区的工作。报告中提到:我们退至粵北即整理部队,等候中央的回电。经过几天之久,中央始有电来,“反对大兵团出动的方针”,指示:“应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以团为单位分散各区域为基干,“另以其余部队去加强各地方武装”。(大意如此)中央分局遂全部按中央指示来布置工作,而将集团出动的企图全部打消。可是,这时敌人正从四面包围,北面及东面封锁线已严密布置,必须迅速出击才好。我们依照中央的指示,当时的布置是:  

以二十四师之七十一团(约九个连)由龚楚、石友生领导,由安南往油山转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师(中央有电要我们派部队收容)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1982年,陈丕显撰写的回忆录《赣南三年游击战争》(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二期)提到:“1935年2月,中央分局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部队分九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由龚楚(后叛变)、石友生率红军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从南安江、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留守江西的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的来电指示和遵义会议精神,取消了大兵团作战的方针,把部队分散到各个区域,加强各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中央分局军区命令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由南安江往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2月,红二十四师七一团在龚楚(军区参谋长)、石友生率领下,从于都突出重围,途经南康、油山、大余、北山等地,转战粵北和湘南。因沿途不断遭到敌人的截击,伤亡十分严重。在短短一个月间,九个连的部队只剩下300多人了。1935年3月,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余部在宁远、蓝山、江华、道县交界的山区活动一段时间后,于3月18日进入至道县插花坪、大洞田、牛栏洞一带。  

红军进入九嶷山区活动,国民党湖南保安司令部派省保安第五旅欧冠部及周边各县民团、义勇队等进山围剿。道县保安团(湖南保安第二十团)也派第二营营长周健率该营进山配合行动。保安团在这一带山区实行拦路设卡,盘查过往行人,防止红军下山进镇;进行清壁清野,妄图切断红军的后勤补给,困死红军;厉行清乡,清查户口,阻止红军进村入户。  

为了避免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严密搜查,红二十四师官兵白天隐蔽在深山老林里,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一到傍晚,敌人退下山时,他们就深入偏僻的小村小寨开展活动。红军战士们各尽所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专长。他们有的扮成补锅匠,走村串户,一边吆喝,一边侦察情况。如有人拿锅来补,就给他们讲一番穷苦人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与欺压穷人的官府作斗争,把土豪劣绅、地主老财斗倒斗垮,穷人才有好日子过的道理。如有穷苦人附和拥护,就把名单记下来。有的扮成破篾织家具用具的师傅,按照“补锅人”提供的姓名、深入到群众家中,继续发动做工作。还有扮成理发的、缝衣的、打铁的,用各种方式深入到群众中去。也有利用耍猴子把戏和扮成乞丐的,负责掩护。不会手艺的,就装扮成苦工,帮人砍树,帮人种地来发动群众,发现骨干。  

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余部在插花坪、大洞田、烂泥湖、牛栏洞等村发动了陈天一、陈炳河等30多名瑶、汉穷苦人。这30多人在红军战士们的影响下,开始觉悟起来,表示决心与土豪劣绅作坚决斗争,并表示愿意成立组织。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的领导看到条件已经成熟,于1935年4月3日,在插花坪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首先宣布成立道县插花坪红军游击队,然后通过选举选出陈天一为队长,陈炳河为副队长。队员有陈炳英、陈培志、盘丘苟、黄小柏、邓苏连等。游击队成立这天,红军指战员带领游击队员对插花坪一带最有名的恶霸大土豪陈炳厌、魏有娥在会上当场进行镇压,并没收他们剥削得到的部分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游击队成立后,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指战员一面派人四处打听红三十四师失散人员的下落,寻找潜伏在民间的红三十四师伤病员;一面带领游击队员到各村各寨打土豪、分谷物。得知牛栏洞村有两个大土豪作恶多端,残害为其做事的长工和因灾交不起租谷的贫苦农民后,他们把游击队开进牛栏洞,抄了大土豪何老八、杨兆庭的家,把浮财分给当地穷苦人。红军游击队在这一带打土豪、分谷物,极大地鼓舞了贫苦农民的士气。  

但是,红军在这一带的活动,震动了九嶷山区,也极大地触动反动派的神经。驻守在蓝山的永州保安旅陈铁侠部,驻守宁远的欧冠部,纷纷调兵遣将。他们下令通知各县民团及义勇队迅速增派兵力开赴九嶷山区,封山搜捕。道县保安团第二营营长周健,奉命把营部设在插花坪,派兵逐山逐岭搜寻,挨家挨户盘查。  

当大批敌人向插花坪一带涌来时,红二十四师及其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避实就虚的原则,把游击队员分散潜伏到偏远的山区,转入地下活动。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余部也离开道县境地,转移到江华、蓝山交界的山区活动。  

红军走后,国民党道县政府下令各区又调来大批义勇队员进行搜剿。插花坪这支刚建立不久的游击队亦遭不幸。分散到各地隐藏的游击队员大部分被捕。  

队长陈天一、副队长陈炳河及骨干队员盘丘苟、黄小柏、陈培志等12名坚强的游击队战士,被敌人杀害在插花坪的铁累岗。  

罗素珍的扁担  

走进贵州遵义的红军长征历史陈列馆,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珍藏着一根汗渍斑斑,黑里透红的扁担。旁边一段短短的文字说明写道:1934年冬,一个名叫罗素珍的妇女,抢着为红军挑担。从道县送到广西,红军劝她打转,她想到红军战士行军打仗,十分艰苦,坚持把担子送到贵州。途经三省十七县,历时四十天,行程两千五百里。  

这个罗素珍是哪乡哪村人,当年多大年纪,模样特征如何?从上世纪70年代起,几次对红军长征过道县的调查,都无法查找。可是,在长征经过道县的地方,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广泛流传。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及中央机关、军委纵队长征经过道县。这次长征,表面上是退出江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创建新的根据地,北上抗日,而实际上是迫于无奈。正如彭德怀同志所说:是大搬家。带着笨重的坛坛罐罐真气人。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进入道县时,一千多里路就走了一个多月,每天只走三十多里。沉甸甸的担子压在战士们肩上,战马也背得喘不过气来。沉重的包袱已成为前进路上的严重障碍,但红军的“当家人”还是舍不得丢。  

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司令部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红军总政治部也下达了抢渡湘江的政治动员令,要求所有红军指战员轻装前进,尽快赶往湘江东岸,及时渡江,以免被敌大军截断。  

中央机关的一个小分队,他们中大多数是中央机关的文职干部。肩背的、马驮的,还有在沿途请人挑的,都是些文书档案、书籍资料、笔墨纸张、油印机等物。这些东西既不能丢,也不能藏,必须带着走。一路上,干部战士苦不堪言。接到军委的命令,他们正在道县境内。为了尽快赶赴湘江,他们各自丢掉了一些随身带的日常用品,加快速度赶路。尽管如此,有些年纪小的、身体弱的,他们挑了一个多月的担,肩膀压得又红又肿,有的还烂了皮,有的脚上起了血泡,再也挑不动了。小分队的负责人苏队长鉴于这种情况,决定从当地再找几个挑夫,帮助挑担,让那些受伤的战士轮流休息一下。  

挑夫也确实难找。一些偏僻的地方,听说过部队,胆小怕事的都躲出去了。没有躲的,那些身强力壮、愿意帮助红军的人,被走在前面的部队请了去。剩下的大多是受到乡保长们的反动宣传后,不愿帮红军的或是些老弱病残的。情况紧急,没有办法之下,只好到村里去找当地的保长帮忙找人。苏队长在村里转了几圈,才在一栋大宅子里找到了保长。这保长姓王,人称王麻子。头发秃得像个和尚,满脸斑麻,双眼眯得只见两条缝,吊起双下巴,连颈脖也看不见,挺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像乌龟在爬。他见了苏队长,文质彬彬地起身让座。苏队长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王保长睁起小眼晴,看了看苏队长,见是个斯文的书生模样,恐惧感顿消,之乎者也拉起腔来:“早闻贵军挑夫缺乏,理应不等苏队长上门,就该把壮丁送去。可鄙保人丁稀少,壮丁早已上了前线,所剩尽皆老幼妇孺,鄙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  

苏队长一见面就知道这个王保长是个滑头,但迫于有求于人,不好发火,关键时刻,还是沉住气。“王保长,请帮找几个,红军会付给他们工钱的。”  

“那当然……不……不,”王保长用巴掌打着自己的嘴巴,“工钱,给不给无妨,只是这人恐一时半会难以找到。”  

见王保长借故推辞,苏队长换了一副面孔:“王保长,红军在县城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你还不知道吧?对于那些敌视红军,破坏军民关系的,红军绝不讲客气!”  

这一说,把王保长给降住了,连声说:“我该死,我该死,不能推卸责任,请稍候,马上给你找人来。”  

过了一顿饭工夫,王保长带来四个人,交到苏队长面前。苏队长一看,哭笑不得。这四人中,两个男人都是身材矮小,五十多岁的半老头;两名妇女,也是文文静静、纤纤细细,年纪虽然还只三四十岁,却不是做挑夫的料。苏队长板起面孔:“王保长!你这是帮我们找来的挑夫,还是要我们抬着他们走?”王保长小眼珠转溜着:“苏队长,我也难呀,国军来了,向我要壮丁;红军来了,向我要挑夫。没办法,你将就用吧,他们在家都是上等劳力。”  

看到王保长还在讲假话,欺骗红军。挑夫中的一名妇女再也忍不住了,站出来指着王保长说:“王麻子!别人叫你王保长,我罗素珍偏叫你王麻子。你昧着良心,讲的全是假话,做的全是假事。村里还有那么多年轻力壮的男劳力,就凭着是你一族的,你一个也不叫。把我们四个老的老,妇的妇叫来。你见我们四个身材瘦小,叫来给红军难堪。你还说叫我们来应付一下,红军不会要我们挑担,你安的什么心?你以为我们挑不起重担,不会给红军挑担?今天,这个担我们要挑给你看看!”正在这时,又有两个青壮男劳动力听说红军要找挑担的,匆匆赶来。  

“对!这担我们就得挑。我们知道红军全是好人,你想不让我们挑,我们才不干呢!”其他几个也都答起腔来。  

时间紧迫,苏队长见先来这四个人虽不是强壮的劳力,觉得他们对红军一片真心,态度坚决,虽然瘦小点,但还是正常劳动的老实农民。除一名正在患感冒的、五十多岁的老人外,再没说什么就把五人领走了。  

整整七天,他们五人每天坚持挑担。红军战士们见他们挑得很吃力,想换一换他们都不肯。过了永安关进入广西时,红军劝他们打转,从广西另外找人接替,他们还是不肯打转。送过了湘江,在苏队长一再劝说下,其他四人都打转了,而罗素珍还要坚持再送一程。她看到红军战士们天天行军,脚上磨起了血泡还在坚持走。一遇到敌人,还得与敌人打仗,确实辛苦。她跟着红军把担子一直挑到了贵州。  

何岚下蒋伏击侵略军  

何岚,男,1909年生,祥霖铺镇朗龙村人。黄埔六期毕业,国民党王牌部队74师主力团173团团长。师长是大名鼎鼎的张灵甫,军长是王耀武。抗战时期,曾率部参加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宁乡会战等战役。1943年11月,常德会战之后,因看不惯副师长贪生怕死、奸诈狡猾的所作所为,再加上在宁乡会战中,部队伤亡惨重,自己也负了伤,就带伤负气离开部队,带着警卫员何常合等人,回到了老家朗龙。  

民国时期的朗龙,是道县西七区政府所在地。何岚回乡之时,正值中日衡阳会战之后,日寇迫近道县之期。何岚不忍乡民生灵涂炭,更愤恨日本人在我中华大地烧、杀、抢、掠、奸的野蛮行径。他临危受命,毅然接受区政府的委任,出任区抗日突击团团长一职,何常合仍当他的警卫员。他召集四五十名热血青年,开展军事训练,为抗日保家做准备。  

民国三十三年(1944),农历八月底九月初,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道州大地,情势非常危急。道县国民政府从县城撤进大坪岭。日军的飞机,昼夜轰炸道州古城、岑江渡、寿雁等地,到处是一片火海、一片废墟、一片哭喊、一片血泪!不久,因抗战形势越来越严峻,道县国民政府又从大坪岭撤进洪塘营。西七区政府和何岚的抗日突击团则从朗龙撤到了附近的银山村。  

当时,日本侵略军大约一个联队(团)3800多人的兵力,驻扎在祥霖铺镇板塘村一带。经常三五成群地到驻地附近的村庄“打捞”,奸淫妇女、抢劫财物,杀猪牵牛夺粮食。  

有一天,一个班的十三四个日本鬼子,从板塘出发,经吊高楼,一路烧杀作恶,向朗龙进犯。村民得到消息,纷纷逃上山岭躲避。有一个村民爱酒如命,鬼子来了,他还在喝酒。村民劝他赶快逃命,他硬要喝完酒再走。等他喝完酒,东一踉跄,西一踉跄地往村外走时,与日本人撞了一个正着。日本人抓住他问情况,一来他多喝了几杯,弄不清东西南北,二来也听不懂日本人的“鬼”话,一问三不知,日本人恼羞成怒,一枪把他给崩了。另一个人,跑迟了一步,被鬼子抓住,问都不问,一刀就把他给劈成了两半。日本人在朗龙杀了两个人,随手点燃两座房子后,向达头山方向扬长而去。躲在山上的村民,立即跑回村里,合力把大火扑灭,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发生。  

日本鬼子押着抓来的一群挑夫,挑着抢来的财物、粮食和杀死的猪,牵着耕牛,一路耀武扬威地向赵家、张家、朱家、下蒋方向而来。  

下蒋村,历史悠久,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村子。村旁绿树成荫,翠竹成林。一条三丈多宽的小河,由南向北从村东流过。一座古老的石拱桥,横卧在小河之上,如一弯彩虹,连接着小河东西两岸,成为进出下蒋、银山、立福洞一带的唯一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只要守住这座石拱桥,就守住了下蒋、银山这一带广袤的土地。附近的区政府,也就安然无恙。  

何岚得到日军在朗龙、赵家一带打捞,并向下蒋、银山进犯的消息后,制定战斗方案,决定在下蒋设伏,以石拱桥为中心,全歼日寇。  

他带领突击团主力三四十人,一路急行军,来到下蒋。何岚知道,他所带的区抗日突击团,缺乏训练,武器有中正式、汉阳造,甚至还有鸟枪、梭镖,又杂又差,无法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硬拼。但是,突击团多是本乡人,家里深受日本鬼子所害,复仇心强;再者这次战斗敌我双方的兵力是一比三。只要做好思想鼓动工作,讲求作战艺术,集中火力,全歼十几个日本鬼子,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即使不能全歼,重创日军也是十拿九稳的。于是,何岚亲自带领最有战斗力的一个班,埋伏在石拱桥的西头,担任下蒋伏击战的主力。其他人以班为单位,沿小河西岸一字儿排开。有的埋伏在乱石后,有的靠在大树旁……静静地等待鬼子的到来。  

鬼子在朱家村抢完东西后,押着挑夫,带着抢来的财物大摇大摆地走来,准备洗劫下蒋村,进犯区临时政府驻地银山。  

突击团的一个新战士,未经阵战。一见鬼子,端起枪就准备射击。何岚赶紧用土话小声而有力地喝住:“不能开枪!等鬼子走到河对岸才打。大家分好任务,三打一。不要怕,听我的命令!”  

鬼子越来越近,300米、200米……连鬼子“叽哩哇啦”的“鬼”话都听得见了。新兵心里异常紧张,全身发抖,豆大的汗珠挂满额头。当鬼子离小河还有百米左右时,这个新兵手一抖,竟然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原野的宁静,也打破了何岚全歼鬼子的计划。鬼子听见枪声,立即抢占有利地形,架上机枪、迫击炮,鬼子班长立即命令还击,于是步枪、机枪、迫击炮同时开火。三八式步枪“咔砰——咔砰——”地打,子弹在突击团战士身边溅起阵阵尘土;机枪“嗒——嗒嗒——”地响,子弹雨点般撒向突击团阵地;迫击炮“轰隆——轰隆——”地炸,炮弹在突击团阵地上,炸开一个个两米见方的弹坑,掀起一阵阵泥土。  

那些被抓来的挑夫,趁机丢下担子,四散逃走了。  

何岚是经过大阵仗的人。他见隔河近距离全歼鬼子的计划被打破,果断应变,立即指挥:“弟兄们,沉着应战,瞄准了再打。要节约子弹,不要跟鬼子拼消耗。”  

双方激战了半个多小时,天色渐晚。鬼子见我们人多,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是英勇顽强,一时无法取胜。如果双方僵持下去,天色一晚,对他们自己不利。因此,他们边打边退,撤出了战斗。  

这时,何岚抓住鬼子站起转身逃跑的瞬间,瞄准一个高粗的鬼子扣动扳机,鬼子应声而倒。接着,他大喊一声“冲啊——”率先冲过石拱桥,扑向敌人。  

鬼子像兔子一样,丢下同伴的尸体和满地的财物,一溜烟地跑了。  

这一仗,虽然没有达到全歼鬼子的目的,却有力地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打出了突击团的威风。此后,鬼子再也不敢到这一带打捞了。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好转,何岚率领的西区抗日突击团不断壮大,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时,何岚率部还驻扎在广西八步。  

楼田岩的悲剧  

清塘镇的楼田村,是理学鼻祖周敦颐故里,距县城8公里。村庄坐西朝东,背靠道山。圣脉山泉,从村前潺潺流过。村民崇尚文化,勤于耕耘,民风淳朴。  

道山树木葱茏,山石陡峭,风景秀丽,因周敦颐在此悟道而得名。山西边的半山腰上,有一个天然岩洞,叫黑岩,学名叫道岩。道岩洞口很小,仅能一人侧身进去。山上四周的荆棘、灌木十分茂密,洞口隐蔽其中。进洞后,是一条幽暗狭长的通道,二三十米处有一道石门,只能一个人缩身而过。这样的石门有三处。第三道石门后,是一处宽敞的洞穴,约两三间堂屋大小,四周还有几个小岔洞;几缕微光从50多米高的洞顶上面的一个小“天窗”落下,光线十分暗淡;一边还有一个叫“仙人田”的地方,是一个常年盛装滴水的浅凼,也是洞内唯一有水的地方。  

然而,就在这山清水秀的圣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却在这里制造了一起惊天惨案。  

民国三十三年(1944)农历八月,村里就流传日本鬼子要进犯道县的消息。为了安全,大家在长辈的带领下,把家中稍好一点的物件和一些粮食,陆续搬进道岩,以备不测。后来,县城街上周家坊的一些村民也把一些东西藏进了洞里。  

农历九月初一,日本侵略军占领道县县城。村中大部分村民及一些从县城周家坊逃难来的人,都躲进了道岩。周敦颐的四十七代孙周小妹、周德明姐弟三人,也随祖母和母亲一起躲进了洞里。  

九月初三上午,一小队鬼子从县城出发,一路“打捞”来到楼田村。日军见村里人去楼空,就顺着石径搜索来到了道山的西边。尽管鬼子仔细搜索,都没有发现村民。这时,两个小孩从山上跑下来,看见一群凶神恶煞的东洋人,就吓得往山上躲。鬼子见了,就跟着上了山,终于发现了洞口。鬼子见洞口狭小,不敢进去,就叫汉奸喊话,命令躲在里面的人快出来。老百姓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特别是小孩子,被吓得连尿都流出来了。鬼子抢掠心切,为了强迫村民出来,就派人从村里收集来很多干辣椒、干柴火,放在洞口点燃,用烟熏洞里的人。村民虽然被呛得十分难受,但是只能强忍着不敢动弹。保长周正吾拿着一把大刀,浑身颤抖地把守着第一道门;几个青壮年赶紧把棉被用洞中的“神仙水”浇湿,把这道门堵上。  

鬼子见浓烟返流出来,连连向洞里打枪。又从村里拆来很多壁板、门板,不断燃烧、加温,还向洞里面投掷燃烧的柴火。不久,堵塞的棉被被烤干,燃烧起来。村民只好往第二道门退却。  

此时,整个岩洞浓烟滚滚,村民们挤在一起。大家被烟火熏得咳嗽、哭泣。妇女小孩悲惨地嚎啕,那喊儿叫娘的呻吟,悲惨欲绝。大家都觉得世界的末日到了。周小妹被呛得死去活来,昏死过去几次。不知过了多久,她慢慢地苏醒过来,伸手摸到一个被热得脱光衣服的中年妇女,听到她正在痛苦地呻吟,还听到不远处弟弟周德明在小声地哭泣。她爬过去,发现弟弟蜷缩在已经昏过去的母亲怀里。洞外的浓烟不断地往洞里涌,村民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慌乱地向第三道门退去。  

此时,周小妹口干无比,只好勉强挤了一点尿出来喝了。她清醒了许多,在人群中又找到大姐孝珠,她们姐妹俩紧挨着坐着,休息了一小会儿,就慢慢向洞口爬去。爬过十几具倒在地上的尸体,沿着被鬼子烧得滚烫的泥土和洞壁,艰难前行。通道里,一些被烫死的人蜷缩在地。带进去的物件和草铺,都已化为灰烬。她们咬紧牙关,与几个用湿棉被裹着的人一起慢慢地向洞口爬去。他们的手、脚和脸,都被烫得生痛。洞内烧焦的尸体,散发着难闻的腥焦臭味,周小妹呕吐了好一阵才缓过来,又继续前行。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爬到了洞口边。这顶多200米的路程,是周小妹16年来,最难行走的生命历程。  

周小妹她们尽情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喝了一顿饱水,正在贪婪地享受着劫后余生的短暂欢乐时,又发现左侧百米左右的石板路上,几个鬼子正拿着干辣椒过来了。她们为了不落在鬼子手里,又毅然回到了洞里。  

鬼子继续在洞口烧火,向洞里熏烟。灼人的热浪和刺鼻的浓烟,更加令洞内的人窒息,呻吟和哭喊声渐渐微弱,大多数人被活活熏死在岩洞里,周孝珠借着洞顶小“天窗”漏下的微光,寻找母亲和弟弟。周小妹也在倒下的人群中发现了奶奶。她奶奶叫松荣,60多岁。周小妹过去抱住靠在岩壁上的奶奶呼喊,奶奶才回过神来。她爬到“神仙田”,用瓦罐舀了水喂给奶奶喝。奶奶摸索着拿出一点纸币递给周小妹,周小妹知道生死难料,要钱干什么?就悄悄扔掉了。不知什么时候奶奶不知不觉就昏过去了。洞中没有倒下的一小部分年轻力壮的人,为了求生,冒着摔死的危险,爬上50多米高的绝壁,从小“天窗”逃出。  

鬼子在洞口熏了一天一夜后,冲进洞口,抢走岩洞里没有燃烧的财物回了县城。  

鬼子走后,躲在附近山上的青壮年,急忙到洞里救人。周小妹被人背出来,她母亲和姐姐周孝珠得救,奶奶被害。五岁的弟弟周德明被细心的伯公周致早救出,由于惊吓过度,几天不讲不哭不笑,像蠢了一样,脑子反应非常迟钝。村民都说,周德明的魂魄被吓掉了。过了好久,才慢慢恢复过来。  

第二天,初四一早,30多名日军又突然包围刚回村的村民,大肆烧杀、奸淫、抢掠。  

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楼田惨案,共熏死村民568人,其中楼田村死绝12户,周家坊村死绝19户;抢走耕牛10余头、生猪40余头、鸡鸭300余只;烧毁民房10余座;抓走民夫13人;强奸妇女47人,其中13人被强奸后自尽。  

小河边的血海深仇  

白马渡镇的唐家山村,由小河边、唐家山两个自然村组成,坐落在美丽的潇水河西岸。村中古树繁茂,空气清新,景色宜人。  

在两位村干部的陪同下,笔者找到了当年日本侵略军在该村制造“小河边惨案”的当事人之一,已过九十高龄的唐友益。  

说明来意,唐老沉思了许久,整个人儿,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激烈而残酷的斗争之中。  

民国三十三年(1944)农历九月,地里的甘蔗长得很好,又高又密,如一片茂密的青纱帐,充满了神秘。日军进入道县,有一部分驻扎在香元树村。日本侵略军从四乡八村抢夺粮食、牛、羊、猪等物资,以牲畜充当军粮。鬼子吃鸡鸭不吃内脏,猪牛羊只吃肉不吃腿,牲畜的头脚、皮毛和内脏全部扔弃。鬼子所到之地,到处乌烟瘴气,臭气薰天。鬼子经常三三两两地进村“打捞”,骚扰香元树村附近的唐家山、小河边及其他村庄的老百姓,还在老百姓的锅、碗、水桶、水缸、米缸、菜缸里拉屎屙尿,不仅抢夺光所有食物、财物,还要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村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忍无可忍。  

有一天,三名日军又进入小河边自然村,抓住三名来不及躲避的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奸淫。唐家山自然村的唐友益因事到小河边去,刚好碰到了蒋品富、蒋东富、唐栾昆三人。他们告诉唐友益,鬼子正在糟蹋妇女,邀唐友益一起去搞了他们。于是,在唐友益的组织下,经过认真商量,他们想出了一个搞掉敌人的好办法。  

当三个鬼子兵发泄完兽欲,背着抢来的粮食、财物从村里出来时,唐友益拿了几节削好的甘蔗,装着亲善的样子,点头哈腰,用手先指着自己手里的几节甘蔗,做着手势,意思是用甘蔗换他们抢来的米。鬼子喜欢甜食,十分高兴,把东西放下,拿起甘蔗,蹲在路边“嘘哩嘘哩”地吃起来。他假装木讷、好奇的样子,倒拿着鬼子的一支三八式步枪笨拙地玩耍,又是对着枪口吹气,又是倒着瞄准,嘴里“叭公”、“叭公”地傻叫着,逗得鬼子哈哈大笑。一个鬼子接过他手里的枪,打着手势教他使枪,唐友益傻笑着,哈着腰接过枪,就“哗啦哗啦”地拉枪栓。鬼子见了,摇手叫他别动。唐友益又指又跳,作高兴状。鬼子见状,就放松了警惕,不再管他,只顾着自己吃甘蔗了。唐友益运用军事训练时所学的枪械知识,趁机悄悄弄坏了鬼子的快慢机枪的碰针。这时,唐友益见时机成熟,一声大喊:“动手!”蒋品富、蒋东富、唐栾昆等人随声跃起,拿着马刀、扁担冲出甘蔗地,扑了上来。鬼子见状,知道大事不好,赶紧拿枪,可唐友益紧紧地拿着一支“三八式”不放,与一个鬼子抢夺步枪,这个鬼子也很高大有力,死死抓住枪不放。唐友益一脚踢到他的下身,鬼子疼得松手就跑,唐友益紧追不放。其他两个鬼子也被蒋品富、蒋东富、唐栾昆等人追着,没命地逃跑,当他们逃到田洞中间时,被村里闻讯赶来的愤怒的群众包围。唐友益一枪打过去,这个鬼子受了伤,一头从高坡上栽下去,被追赶上来的群众,你一锄头,他一棒棒,打死了。  

被围在田洞中央的两个鬼子,惊恐地端着枪,指向群众,不敢开枪。小河边的群众越来越多,越围越拢。两个鬼子垂死挣扎,一个鬼子端起机枪就打,可惜枪卡了壳,打不响;另一个鬼子端着三八式步枪,打了一枪,把冲在最前面的蒋品富的脚打伤。群众被震住了。双方相持不下,情况非常危急。唐友益一看,大喊:“兄弟们,不要怕,机枪卡壳不响了;步枪打一枪要退膛,一枪只能打一个,快冲过去,打!”此时,田洞里已围满了愤怒的群众,黑压压的一片,有三四百人之多。这时,樟武坊等附近村子的人,听说正在打日本鬼子,都拿着锄头、挂耙、扁担、大刀、长矛等从四面八方赶来,加入了战斗的行列,一声怒吼,愤怒的群众扑上去,将两个日本兵乱棒打死了,夺得两支三八式步枪和一挺机枪。  

群众将打死的三个日本兵尸体同石磨捆在一起,沉入了潇水河的深潭里。其中一个是日军军官。  

住在香元树村的鬼子,发现自己的三个军人不见了,出来寻找,怎么也找不着,只好作罢。过了三天,尸体浮了上来,被鬼子发现。日本人调集大队人马,包围了小河边自然村,堵住了各个交通路口。日本鬼子在抢完了所有能抢的东西以后,把抓起来的男女老少关在几间小屋里,要他们“招供”出杀害日本兵的“凶手”。村民们知道,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于是暗自鼓励,要宁死不屈,要死得有骨气,谁也不开口。鬼子兵火了,将50多名强壮男村民拉出来,捆绑后丢进水塘里活活淹死;过了一会儿,日本鬼子见还没有人“招供”,又将男女老少30多人推入三口红薯窖里,放火烧死。然后就点燃火把,将小河边自然村的房子统统烧毁,有的村民跪着请求他们手下留情,日军也把这些村民扔进了熊熊的大火里。整个村子浓烟滚滚,日军看着全村熊熊烈火、冲天浓烟,高兴得发狂,用力鼓掌,哈哈大笑。无论是来不及躲藏的村民,还是过往行人,鬼子见人就抓,见人就杀。扬言要杀97人,与被打死的三个鬼子兵,凑成100人。因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小河边惨案”。  

《道县志》载:“日军的暴行激怒了村民。农历九月初三,唐栾昆、唐友益、蒋品富、蒋东富、蒋花富等人,伺机杀死3名正在抢劫的日军,夺得两支三八式步枪和一挺机枪。日军将蒋亨柏反手吊在屋梁上,用烈火焚烧,还当众将他70多岁的母亲用挂耙挖死。日军见无人招供,就将蒋怀花等50多个男人捆绑丢进塘里活活淹死,将男女老少30余人推入3口地窖,全部烧死。日本侵略军离村时,在村口墙上贴布告,上写:‘大日本皇军在这里杀死、烧死、淹死……的支那人共计九十七人……’”  

万家庄惨案  

万家庄乡的万家庄村,四周稻田环绕,一马平川,视野开阔。村中竹木苍翠,小巷通幽,风景秀丽。数十年的风雨沧桑,村民们的很多往事都已慢慢淡忘,却总也忘不掉日本鬼子在这里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万家庄惨案”。  

日本鬼子进犯道县时,万家庄村的张存盛已经10岁,他是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万家庄村制造“万家庄惨案”的见证者之一。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农历八月,还没有过八月十五。日本人驻扎在万家庄村附近的小江口等地。平时,日本人无事可做,经常是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的到附近村子里“打捞”。  

万家庄村离小江口很近,鬼子经常进村骚扰。鬼子一看见妇女,嘴里就大叫着“花姑娘”、“花姑娘”,端着枪到处追逐,时不时抓几个妇女带进军营,早上抓去,下午放回来。村里人都知道,日本人抓这些妇女进军营,是供鬼子发泄兽欲的。也就是现在说的“慰安妇”。于是,这里成为鬼子进犯道县时的重灾区。村民为了这些妇女的名声,都不点破,但心里早已埋下了仇恨。特别是妻子被抓去的丈夫们,恨不得要喝日本人的血!  

九月初的一天,有四个日本兵突然撞进万家庄村。他们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打,当天就打死五个村民。张存盛的父亲张希德,当时只有49岁,来不及躲避,被打死在一座小屋墙角。这几个鬼子奸淫了多名妇女后,又开始进屋抢东西,更是激起村民的愤恨。村民张佑成、张泥成、张成统、张西仔等人发现鬼子抢东西、追“花姑娘”的时侯,有把枪靠在大门口才进屋、上楼翻东西的习惯。于是,他们就悄悄谋划,尾随其后,当鬼子上楼搜劫财物时,就趁机藏了他们的枪,并手握大刀、长矛、锄头、扁担等等,埋伏在楼下的房间内,等鬼子从楼上下来时,他们一声喊,从房间里快速冲出来,挥舞刀叉,杀向鬼子,三下两下就劈死了两个鬼子。一个鬼子见状,夺路而逃。张恩荣、张泥成等人哪里肯放过他?他们手执马刀、梭镖,快步追赶。这鬼子也跑得快,他左弯右拐,在村庄的巷道里乱奔,好不容易逃出村子,奔向收割不久的稻田。张恩荣跑得最快,他紧追不舍,死死咬住不放。他提着马刀追着鬼子来到稻田里,距离越来越近,十米、五米……一米。说时迟那时快,张恩荣大喊一声,纵身一跃,照着鬼子一马刀劈了过去。这个鬼子十分高大,功夫也十分了得,他听见风声,矮身一个翻滚避过,顺势一脚踢向张恩荣的下身,张恩荣不退则进,转了一个360度,躲过鬼子致命的一脚,顺势刀走偏锋,自下而上,劈向鬼子的右臂。张泥成随后追上,紧跟着一扁担打过去,把鬼子的脚打断了。鬼子倒在田里爬不动,被随后追来的愤怒的村民乱棒打死。另一个逃掉,回去报信。  

日本人立即派来大部队,包围了村庄,进村报复。鬼子举着火把,专挑青砖瓦房好房子烧。张青荣的妹妹张花翠,才七八岁,来不及逃避,在屋里被活活烧死,只剩下一个肚子。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本村的,还是邻村的,见人就抓,就连过往行人都不放过。当时,全村喊天叫地,鸡飞狗跳,一片哀嚎。一阵折腾后,鬼子抓走了三四十人。第二天,鬼子把抓去的人捆绑住,用绳索串起来,押回万家庄村,再用湿布、湿棉花堵住嘴巴鼻子,丢进保存红薯的窖眼里,活活闷死了。有一人挣脱了绳索,逃了性命。张泥成就是这次死的。  

《道县志》载,日军制造的“万家庄惨案”,先后两次共屠杀村民108人,烧毁民房90多座,抢劫、损毁财产无数。  

红军战士带领瑶民抗日  

审章塘瑶族乡的冯家与黄家两个行政村合称为下追塘自然村,黄冯两姓,清一色的瑶族人家。该村历史悠久,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颇多,青砖灰瓦,斗角飞檐,檐牙高啄。一条溪流从村前潺潺流过,灌溉着村前的千亩良田。这里不仅自然风光十分优美,还流传着红军战士带领瑶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的感人故事。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农历九月,日本鬼子进入道县。冯家村的青年瑶民冯德逑、冯汇廉、冯德恂等12人,在掉队小红军于马末的领导下,自发地组织起抗日自卫队,守村保家。冯显廉任队长,于马末负责军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冯家村时,红军战士于马末(江西人)因双脚溃烂,不能行走而掉队,后被冯安廉的公公(祖父)收养。于马末懂军事,有实战经验,特别是游击战经验非常丰富。  

当时日军驻扎在现祥霖铺镇的板塘村,经常到附近各村“打捞”。抢掠耕牛、牲猪、粮食,奸淫妇女。稍不如意,就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有时吃饱喝足,还屙屎屙在老百姓家里的米缸、腌菜坛子里,令人气愤。  

日本人要从板塘村进入下追塘村,必须经过大车、牛桥、黄土坝一线。这一带是莽莽的一片大丘陵,漫山遍野都是十分茂密的茶树、松树,易于隐蔽。从自卫队成立的那天起,他们每天吃过早饭,就在这一线的山岭上巡逻,防止日本人进村。  

于马末在空余时间,利用自己的军事知识,为自卫队设计了前进、分散、隐蔽、撤退、回家、集合等各种联络暗语或手势。只要打出一个手势,大家就会知道是前进还是集合。  

当时黄土坝驻有一队三四十人的日本鬼子,相当于一个排。  

有一天,日本鬼子从黄土坝新村向老村走来。于马末带着自卫队埋伏在老村与新村之间的油茶树脚下等候。冯德逑跟于马末埋伏在一起。冯德逑当时家里比较富裕,买枪较早,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见日本鬼子越走越近,端起枪就准备打,被于马末制止。于马末悄悄地说,等鬼子走近了,再一起开火。当鬼子大摇大摆地走到距自卫队只有一二十丈远时,于马末一声令下,12条步枪一齐开火,冯德逑一枪就把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打倒了。  

鬼子立即还击,机枪拼命地扫射,小钢炮猛烈轰击,火力十分猛烈。  

于马末见鬼子人多,武器好,打不赢他们,就打出一个撤退的手势。于是自卫队都凭借熟悉的地形安全撤出了战斗。  

冯家自卫队出征的第一战,就打死了一个鬼子军官,自己却无人伤亡,旗开得胜,于是更坚定了他们的战斗信心。  

鬼子吃了亏。第二天,就派来了大部队进行报复。这次有100多个鬼子,他们在黄土坝新村专选好房子烧。好几座青砖正屋被烧毁,鸡鸭财产被洗劫一空。好在村民早已躲进山里,也没过往行人,无平民伤亡。  

鬼子烧了房子后,见黄土坝四周都是绵延的山岭,森林茂密,交通不便,远离大部队,再加上附近的杨柳塘、追塘都是大村子,民风彪悍,就再也不敢在黄土坝驻扎,只好悄悄地撤走了。  

过了10多天,追塘冯家抗日自卫队在黄土坝靠牛桥方向的山岭上巡逻,又发现了一队鬼子兵外出打捞。他们埋伏在山上,等鬼子走近了,一起开枪,把鬼子打了个措手不及,“叽哩呱啦”地乱叫。打死了一个鬼子后,他们又凭着熟悉的地形顺利地撤走了。  

有一天,日本人为了报复追塘冯家抗日自卫队,天刚蒙蒙亮就到了下追塘村的对门岭。恰巧,鬼子在山上抓到马家车的一个早起的放牛老人。问他,追塘村子有好多火?意思是问,村子里的自卫队有多少条枪。可老人家耳朵不太好,认为是问他追塘有好多火炉,也就是有多少户人家。这位老人一来不太懂火的意思,二来也想吓一吓鬼子。就有意夸大说,追塘有一千多火(炉)。鬼子一听,追塘有这么大的队伍,吓得不敢进村,立即撤走了。  

据冯显廉老人介绍,冯家抗日自卫队整天在村子对门岭一带的山上巡逻,过着全军事化的生活。自卫队的给养,由村里的积谷仓(当时群众积累用于公益事业的粮食。笔者注)供应。他们生活很艰苦,每天早上在自己家里吃饭,中晚餐一起吃,每餐每人两块油炸豆腐。武器有三八式,也有汉阳造,都是自己家里出钱买的。冯家抗日自卫队在于马末的带领下,利用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运用“麻雀”战术,开展游击战,见到日本鬼子就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进退自如。这样,自卫队在山上守了一个多月,打得日本鬼子始终不敢到追塘这一带骚扰。  

罗团长血染虎板石  

井塘瑶族乡桃花井村虎板石自然村,坐落在萌渚岭山脉的灯盏窝大山脚下,四周高山环绕,林木茂盛,南竹苍翠。村口有一块突兀而起、高约1.6米、宽约三四米的大石头。相传,曾有老虎在上面歇夜,因此而得名。整个自然村约300人。  

过了耄耋之年的尹端荣,12岁接童养媳就来到虎板石村。对当时罗团长在虎板石一带打鬼子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  

沈吉元,是这个村的老支书。罗团长的抗日自卫队里有一名队员,叫沈荣修,是沈吉元的满公(叔祖父),沈吉元听叔公说过当年他们跟随罗团长打鬼子的故事。  

这天,尹端荣、沈吉元他们和村民一起,共同回忆了罗团长的抗日故事。  

罗团长,名序清,字元植,号敬强,又号渊泉,1902年生,是蚣坝新油榨村矿子塘自然村人。曾在黄埔第五期就读,后在南京陆军军官高等学校教育班毕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训练班教官,中央航空学校学生队队长,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队上校大队长,宝永师管区上校团长等职,在杭州、南京等地工作过,后到东北张学良的部下当团长。民国二十九年(1940)回乡。日寇犯境时,他组织了一支抗日自卫队。队员有沈荣修、沈荣良等。抗日自卫队当时的武器,都是“汉阳棒棒”,经常卡壳,比木头棒棒强不了多少。  

民国三十三年(1944),农历九十月间,二三百个日本鬼子从宁远经后江桥、仁山、杀人坳、虎板石一线到江华。虎板石全村人都躲进后面的山里了。罗团长带着二三十个队员,先埋伏在杀人坳,等待时机,准备伏击鬼子。见日本鬼子有两三百人,担心打不过,又抢先撤到虎板石与杀人坳对面的山上埋伏,准备截鬼子的尾巴。罗团长等鬼子大队人马过去后,见有三四十个鬼子落在后面,在对面东边的山上的那一堆石头处,罗团长他们在西边的虎板石附近,隔着一个田洞,双方相隔大约有半里多路。他打鬼子心切,一声令下,就截下了鬼子的尾巴。他瞄准鬼子,首先开枪,一个鬼子兵被罗团长打死在田里,这块田现在还叫死人田。随即枪声大作,像炒豆子一样,“啪啦啪啦”地响个不停。前面的鬼子听到后面的枪声,就迂回包抄,各种枪“乒乒乓乓”地响,机枪“嗒嗒”地扫射。抗日自卫队队员参加的都是一些相对小的战斗,很少看见这么多的鬼子,经过这么大的阵仗,听见密集的枪声,有点怕,乱了阵脚。罗团长见状,果断地命令队员们撤出战斗。撤退时,罗团长让队员先走,他在后面打掩护。队员各跑各的,互相失去了联络。  

战斗结束,团长家里的人见罗团长未回来,就同队员到处寻找,未见踪迹。十一二天后,才在虎板石的挡岗岭、新屋里后面茶山里面的祖(坟)堆子里找到罗团长的尸体。子弹从他的后颈打进去,从前颈部穿出,伤口已经生蛆了。身上没有其他伤口,尸体蜷缩着,非常可怜。他是道县在本土抗日战斗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将领。  

蒋宏伟,蚣坝新油榨村仁山自然村人,曾在茶陵县当过县长,与罗元植同村,也在道州的抗日战争中一同献身。  

《道县志》载:“1944年秋,县长熊希颜遵照上令,将县政府迁往洪塘营,并在横岭正式成立‘南乡抗日战斗指挥所’,黄秋凡任主任,唐季侯、蒋宏伟、罗元植任副主任。罗元植率部数十人在虎板石与日军作战,英勇牺牲。”  

日寇入侵期间道县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封锁长江三峡水道,将中国第五战区沿江劈为南北两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的制空和制海权逐渐丧失,空运和水运陷入困境。1943年11月,日军为挽回其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连连失利的颓势,打通中国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切断从缅甸直通昆明的这条长达465公里的中国战时物资补给的生命线,发动常德会战。1944年初,侵华日军下达了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命令”,长沙、衡阳相继被日寇占领。8月17日,零陵沦陷。9月4日,日军占领祁阳。9月8日,东安陷入敌手。9月12日,大批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先后从零陵、祁阳、东安大举进犯道县,县境随之沦陷。同年12月14日,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在贵州独山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和猛烈打击,惨遭失败,只好放弃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仓皇北退,再陷道县。  

日军两次犯境,在道县盘踞95天,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给道县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害。  

一、日军空军飞机轰炸给道县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1944年9月12日,日本空军为掩护日本陆军进犯道县,对道县境内的民房、建筑、军事设施、文物古迹、县城进行首轮轰炸。日军进占道县县城后,日本空军又于9月13~17日、19~20日、23~25日、28~29日,10月2日、5日、6日、8~9日、15~17、21日、25~28日的25天时间里,对道县境内的寿雁、太平(现沙田一带)、五福(现乐福堂一带)、亲仁(现万家庄、长兴一带)等乡镇进行狂轰滥炸。所炸之处,乡村、街道、学校、医院、文物古迹,皆成一片废墟。  

日本侵略军在道县盘踞40天后,进入广西。在独山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日军战败。1944年12月3日至4日,日本空军出动飞机,对道县进行第二轮轰炸,为战败日军退入道县作先期准备。12月14日,日本侵略军再次侵犯道县,县城及各乡镇再度沦陷。日本侵略军为了消灭道县境内的中国军队和地方自卫武装以及尾追而来的中国军队,于12月19日、25日、26日、1945年1月8日、17日、18日,对道县境内的所有军事目标及大批民用建筑进行了第三轮轰炸。1945年1月20日,道县县城被中国军队及地方武装收复后,日本侵略军不甘心失败,先后于2月1日、25日、4月13日、5月10日、6月14日,对道县县城、许家坪、亲仁乡、岑江渡、东门、寿雁、元亨(现白马渡一带)、达道(现梅花一带)、有智和三江(现双牌县理家坪一带)等乡镇进行第四轮轰炸。所炸之处,民房倒塌,村庄烧毁,街道毁坏,人畜伤亡不计其数。  

日本侵略军先后对道县进行的41次轰炸,给道县造成巨大的损失。据道县档案馆所保存的当时的资料记载,当时县立初级中学“校舍全部炸毁”,县中“所有校具、教具、图书、仪器均被破坏殆尽”。城厢内外街道“遭飞机之破坏,几致瓦砾一片”。道县民众教育馆原设文庙内,“馆舍亦被炸”,“则民教馆特择定玉泉书院为办公地点,唯此书院全栋在三十三年(1944)下期被飞机炸毁门壁、瓦片甚多”,修建“民教馆约需国币500000元”。“本县文庙于三十三年下期被飞机炸毁前一栋及二进左栋并崇德殿全栋”,因“警察局旧址全部被敌焚毁”,“现警察局驻文庙办公”,修建警察局(文庙)“约需国币200000元”。西关桥“遭飞机炸坏半拱”,“南关、岑江渡、斜皮渡、新车四座浮桥、上关岩头背渡等尚未修复”,道县县政府“前栋房屋被敌机炸毁”,“县参议会办公地关岳庙被炸毁”,“县参议会函请拨款修复关岳庙(参议会会址)上栋屋宇”,“计需32200元”。还有乡村的积谷仓、医院、电讯设施及其他民用卫生设施,也大多被敌机炸毁。  

二、日本侵略军陆军侵犯道县给道县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直接和间接损失  

1944年8月17日,日本侵略军入侵零陵。9月4日,入侵祁阳。湖南省第七区(现永州市宁远、道县、江永、江华等县)告急。道县县政府发出《布告》,号召县人疏散。9月12日,大批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先后从零陵、东安、祁阳等地入侵道县,县内各乡镇相继沦陷。县政府被迫迁往横岭(现道县横岭瑶族乡)办公。13日夜,日军第五师团中村部进入莲塘村抢劫烧杀。18日,日军在县城放火烧屋。西门街、桥背街、周家坊等一百多家铺屋被烧毁。同日,日军在新车村屠杀村民160多人。9月18日至10月19日,日军多次窜入万家庄村,制造“万家庄惨案”,先后活埋百姓75人。烧毁房屋90余间。19日,道县时局告急,县政府由横岭再迁洪塘营。21日,日军在白马渡小河边村制造“小河边惨案”,杀死村民97人,烧毁房屋多间。同月,日军还在道县下福洞村对面山上杀死民伕30多人。日军逃离县城后,于11月16日,侵入现新车乡莫家湾村杀死村民22人,烧毁房屋150余座……  

1944年12月,日军在贵州独山惨败。14日,大批日军从广西败退,道县再次沦陷于敌手。17日,日本侵略军在楼田村,制造“湖南五大惨案之一”的“楼田惨案”,活活熏死百姓568人于楼田岩内。其中,灭绝31户。18日,30多名日军再次包围楼田村,强奸该村妇女47人,其中,13人被强奸后自尽。日军还掠走耕牛10余头、生猪40余头、鸡鸭300余只,烧毁民房10余座,抓走13人作民伕。  

据道县档案馆保存的民国道县政府珍财献字第005号电记载:“道县两遭沦陷,灾情惨重,民已十室九空。”县府珍建字第239号训令称:“耕牛为农村动力,敌骑经过之处,宰杀殆尽,田地多被荒芜。”由于大批百姓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导致插下的禾苗与种下的杂粮活活干死。据道县民国34年(1945)度保靖乡(现桥头一带)第四保旱灾情形调查表显示,该保“共有水田290亩,因干旱未插亩数50亩,已插干坏亩数148亩。照往年比例损失稻谷500担,种杂粮地土300亩,杂粮干坏90亩,照往年比例损失400担”。道县广贤乡(现横岭瑶族乡)民国34年,《国民学校田产旱灾情形报告表》显示,该校“田土面积20亩,原租数量4800市斤(民国时期,1市斤合16两),本年收820市斤”,比往年少收3380市斤。寇旱两灾,道县人民饱受饥寒,道县广贤乡刘华麓,在给该乡各保保长的代电中及县政府珍民字第908号代电称,因“本县遭受寇灾旱灾及陷区逃来老弱妇妪非赈不生者为数过多”,县政府只有“筹集巨款承买兵站分监部变卖之军谷20000担,以备民食饥荒”,广贤乡分配“筹借金额145000元”,各保分配“筹借国币9200元”。广贤乡第五保保长彭玉成,在给县乡的报告中写道:“因政府收容难民,分发各乡给养,原为培养元气,准备继续抗战能力”之需,保民穷困潦倒,无法缴纳难民给养,只“先后缴难民给养计法币(只)15.5元”。据《道县五福乡第十五保被敌杀毙死同胞姓名调查表》载,该保村民蒋连元、蒋起秦于民国33年8月20日,在本村被打捞日军杀害。《道县政府民国35年工作计划》载:“本县各乡镇名胜古迹颇多,唯自去岁敌寇犯境后,毁坏不堪。”玉泉书院、文庙均被敌炸坏,“警察局旧址全部被焚毁”。“本县两度沦陷,人民颠沛流离,是项工作(户籍保甲清查编整)无形停顿”。户籍保甲清查编整经费“预算3400000元”。乡镇“五个卫生所,原系借用房屋,在沦陷期间,濂涛卫生所被敌焚毁”,战后“卫生院修理及添置器具费,国币100000元”,“卫生所建筑费1000000元”。抗战中,仅积谷一项“被敌焚劫各级积谷计损失13820担零3斗1升2合”。据《道县志》记载,1945年,“12月,日军撤离时,撒布了病菌,境内霍乱、疟疾、痢疾、麻疹等疫病大发,全县死亡近万人,小甲一带因麻疹死亡300多人”。  

公私立学校损失亦惨重。《道县政府民国35年工作计划》载:“各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及保国民学校之校具、教具因敌寇陷境而损坏,校舍亦有焚毁者。”“县立民教馆所有图书、仪器、工具、什物均因敌陷被损坏殆尽。”  

公民营工业惨遭严重破坏。《道县政府民国35年工作计划》载:“本县原有民生工厂机件及用具因敌陷境,全部散失”,“暂设陶瓷一科,筹足经费2000000元,购置机件及用具”,通讯设施遭到破坏,“本县乡村话线,因敌寇陷县,全部散失”,“修复电讯材料需款6217500元”,城乡交通损毁严重,“县城厢内外街道……因上年度遭飞机之破坏,几致瓦砾一片”。  

1944年9月12日至1945年1月20日,日本侵略军先后两次进犯道县,盘踞时间达95日之久。先后动用飞机249架次,投弹367枚,对道县境内的军事、民用、卫生、教育、政务、金融、商业、交通设施和名胜古迹共轰炸41次,致使大部分基础设施被破坏,其中,以县城、亲仁乡、许家坪破坏最烈,损失最为惨重。  

抗战期间,道县被日本侵略军用各种手段致死共24726人。其中,男子7342人,妇女3383人,幼童1457人,不能辨认性别的12444人。致伤9786人。其中,重伤565人,轻伤9221人。造成各种经济损失计法币137353226499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184835282000元,间接经济损失2467944499元。  

附:  

抗战时期道县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统计表  

单位:元(法币)、个  

项目  

共计  

直接损失  

间接损失  

总计  

187336585508  

184863660400  

2472925108  

各机关损失  

122873678  

121130579  

1743099  

学校  

损失  

合计  

543831546  

319104546  

224727000  

公立  

359167546  

222952546  

136215000  

私立  

184664000  

96152000  

88512000  

各种事为损失  

县营  

合计  

147695696347  

145800142338  

1895554009  

农业  

565775480  

471222080  

94553400  

工业  

565222080  

471222080  

94000000  

电讯  

5534000  

5534000  

民营  

合计  

147124940267  

145328920258  

1796020009  

农业  

62544640227  

61453950227  

1090690000  

工业  

27000000  

72000000  

商业  

84482623370  

83860063370  

622560000  

金融  

事业  

14627270  

12524261  

2103009  

航业  

11049400  

2382400  

8667000  

各人民团体及  

合作社损失  

1270480000  

1095955000  

174525000  

各机关学校及事业内报  

报务员工损失  

10826500  

2414000  

8412500  

普通住民损失  

37692877437  

37524913937  

167963500  

人员  

伤亡  

合计  

34512  

死亡  

24726  

重伤  

565  

轻伤  

9221  

 

湘南人民翻身团及游击队  

1947年,文若金在桂林市因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印刷进步宣传品,被捕入狱。1949年元月,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下令释放政治犯,文若金得到释放。他考虑留在桂林,仍受到特务的监视,想回道县老家。因1938年在县城贩卖进步书刊,曾受到通缉,怕惹麻烦,于是决定到解放区去工作。当时香港是去解放区的唯一通道,他到达香港,遇见老友田季文,知道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田1941年脱党,仍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49年7月重新入党,这些情况,文若金全然不知,还是要求他介绍自己到解放区去。田通过考虑对文若金说:“根据你的社会条件,不如回家打游击,开辟新区,迎接解放。”经田动员,文若金返回桂林,找到在文化书社(我党领导的秘密书店)任会计的表弟熊贤惠与进步青年欧阳善,三人商量,一拍即合。于4月下旬带着一些宣传资料与进步书籍回到道县,5月初在今仙子脚镇下石塘村欧阳揖家开会,成立湘南人民翻身团(以下简称翻身团)。翻身团的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劳动人民中的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经过个别串连,直线发展,队伍不断壮大。  

翻身团成立后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秘密宣传。他们油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入城政策》、《告全国人民书》、《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及《新民主主义论》等10多种宣传品。散发到交通要道、城镇圩场以及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或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地贴在墙上。  

再就是通过邮寄方式,将宣传品放入信封内,在封面上写好对方的通讯地址,贴上邮票,然后投入邮箱。有时还寄到伪专员公署、伪县政府和国民党党部去。通过上述宣传,人民群众提高了觉悟,看到光明,受到鼓舞,拥护解放。反动派则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惶惶不安。  

“枪杆子里出政权”。在发展组织和宣传的同时,采用了统战、策反以及秘密组织小股游击等方法,从敌人手里夺取枪支。有一次永安乡选举乡长,两派斗争非常激烈,互不相让,甚至动武。翻身团采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计,让翻身团员欧阳善出来竞选,使其被选为乡长。他上任后,永安、保靖乡的40多条枪支全归翻身团所有。翻身团侦察到有四个可疑的人要来杨柳塘,经调查还有短枪在身。翻身团派出10来人枪,埋伏在杨柳塘至县城必经之路的两旁,待四人进入伏击圈,便立即喊话:“缴枪不杀!”四人顽抗,开枪拒捕。翻身团一阵枪响,两人被击毙,一人被俘,一人逃掉,得枪三支。经过审讯俘虏,四人均是伪专署的侦察。  

翻身团的成员既是游击队员,也是工作人员。除游击外,还宣传和保卫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和减租减息,让贫苦农民得到实惠。  

1949年8月的中下旬,中共广西桂东地下党工委到岭南一带发展地下党组织,得知文若金领导的翻身团是进步组织,为全国解放做了大量工作,便派田季文化名李三哥来领导。他在杨柳塘附近山里的金钗庵开办两期培训班,训练骨干,发展党员5人,团员20人,农会会员50来人。当时长沙、衡阳相继解放,形势发展很快。田季文与文若金见人数发展近两百人,枪支80多条,条件成熟,湘南人民翻身团的活动便由秘密转向公开。由于翻身团虽无游击之名,但早有游击之实,因此,又在湘南人民翻身团的基础上,命名为湘南人民翻身团游击队。文若金任大队长,田季文任政治指导员,熊贤惠、文映党任副大队长。下设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欧阳高,指导员何孟松;第二中队长文映党,指导员钟其美。杨柳塘四周崇山峻岭,森林茂密,游击队便以这里为基地,在道县与零陵、江永、江华边界地区进行游击。一次零陵鸟塘铺孙标率领30多人枪起义,被伪县长刘兆昆带领两百人枪围剿。孙标部被打死7人,眼看就有覆灭的危险,向湘南人民翻身团游击队求援。由于孙标起义前已与翻身团有联系,文若金当即率领40多人枪去援助。因为敌众我寡,翻身团游击队到达后,埋伏在附近山林里,将刘兆昆的队伍团团围住。到了晚上,突然枪声大作,伪县长刘兆昆摸不清底细,只得边打边撤。游击队帮助孙标解围后,回来经过腊树坪,又围攻刘兆昆设置的边防哨所,得枪4支。事后伪县长刘兆昆得悉救援孙标和围攻他哨所的是文若金,愤恨已极,提出口号:“踏平庄村,活捉文若金!”  

1949年11月,道县伪县政府在解放大军的压力和湘南人民翻身团游击队游击活动的影响下,于1949年11月6日通电起义,田季文与文若金两人亲自跋山涉水,到零陵迎接南下工作团(即中共道县第一任县委率领的工作队)。15日进入道县县城,16日召开大会,宣布道县人民政府成立。次日湘南人民翻身团游击队进城,一面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方面造册将人员和枪支移交。人员的安置是:凡是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的,分配到各部门工作,小学文化和不识字的分到公安局和交通班,不愿脱产的回农村建设基层政权。  

道县和平解放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人民解放军打赢了震惊中外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奠定了全国解放胜利的基础。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如山洪爆发,波涛澎湃,有力地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随后,解放大军开赴长江北岸,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彻底灭亡指日可待。  

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在解放新区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  

1949年2月,中共中央从北方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和革命的青年学生,组成南下工作团,跟随解放大军南下,随时听命接收政权。1949年3月,以河北省顺义县领导张镇东(又名李守忠)、程荣普、尹凤翔、杨忠文、王乃山、刘岗山等领导及工作人员共87名干部为主,组成的南下工作团三大队四中队,作为接管一个县政权的领导班子,隶属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地委领导。当时的领导力量配备是:书记张镇东,县长程荣普,宣传部长尹凤翔,公安局长杨忠文,组织部长王乃山,办公室秘书刘岗山。据杨忠文回忆:当时的四中队在河北时,并没有明确接管哪省哪县,只知道要去的地方是华东地区。  

1949年5月,从各省抽调的南下工作团统一开赴河南省的新郑县集中培训,主要学习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进入新区的城市政策、农村政策等。同时,也对各中队的领导班子进行摸底和调整。6月,在新郑集训结束前夕,全国解放的形势发展很快,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之后,湖南和平解放。此期间四中队的班子作了调整,从唐山来的杨金广任县委书记,张镇东任副书记,其余未变。四中队已明确到湖南接管政权。但具体到哪个地区、哪个县没有定下来。  

1949年8月底,南下的三大队四中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军进入湖南。随后又去平江县搞了一多月的征粮支前工作,10月初回到长沙。这时,四中队这个县委领导班子已明确了到道县接管的任务。明确了到道县之后,就明确了中共道县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班子。他们在湖南大学找到两名道县籍的学生,了解到有关道县的一些情况,并要求两名大学生参加南下道县县委的工作。  

在中国人民解放大军南下的节节推进和全国解放的声浪中,湖南和全国各地一样,各级地方旧政权纷纷举起义旗,投入到人民的怀抱,旧政权日益土崩瓦解。但是,仍有一些国民党反动分子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还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1949年9月,广西军阀白崇禧在衡阳、宝庆一带集结五个兵团,二十余万人,妄图利用湘江、资水天险,布置衡宝战役,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大军进军西南。在解放大军四野、二野的凌厉攻势下,白崇禧败退。白崇禧退到湘南,又重新网罗一些顽固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拉拢地方旧政权的官员、民团等,还在负隅顽抗。1949年10月,湖南第七区专员公署专员曹茂琮接受白崇禧的指令,在永州南部的道县、江华、永明三县纠集政府官员、地方民团等,临时组建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七军。道县、江华、永明各组建一个师。曹茂琮任军长和专员,道县的原伪县长周希宏(今蚣坝镇豹岩村人)任第一副军长。各县的保安团长均是副军长兼参谋长和师长。各县的县长均是副师长。各县的国民党县参议长、县党部书记、警察局长等,都委任为团长等官职。道县的保安团长唐季侯任命为副军长兼参谋长和师长,县长蒋贤铺为副师长,何绍勋、蒋景瑞、周仁会、陈登标等均被任命为团长。他们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重新集结力量,继续与解放军对抗,寄希望于蒋介石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二是为了起义投诚作准备,把每个人的官衔都往上加升了一至二级,作为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资本。可是,他们的“美好”愿望并未变成现实。在解放大军的强大攻势下,1949年10月30日,湘南行署专员兼永属保安司令欧冠(宁远县人)在中共地下人员策动下,脱离国民党,通电起义,投诚人民。  

欧冠通电起义之后,还想继续与人民为敌,顽抗到底的曹茂琮、唐季侯等,眼看大势已去,在滕文、张蔚的劝说策动下,盘踞在道县、江华、永明三县的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七军及道、江、永三县的旧政权党政军官员,于1949年11月10日也通电起义投诚。他们觉得为时已晚,把起义通电的时间写成11月6日。  

1949年11月上旬,从永州出发,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道县开进的南下四中队,即中共道县县委、县政府接管工作班子,途中看到了道县旧政府投诚起义的通电。进入道县境内后,他们却没有直接进入县城,而是在梅花的黄土洞住了下来,见到了投诚起义政府派来迎接的代表。商谈之后,南下四中队也派了代表及侦察人员先期进入县城,与投诚政府官员协商接管事宜,了解城内情况。11月14日,南下的道县县委、政府领导,以及早已配备好的,与旧政权机构相对应的下属机构工作人员共124人,由黄土洞开进县城。入城时,受到人民群众及名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旧政府投诚起义人员除派代表到黄土洞迎接外,也在县政府所在地组织夹道欢迎。  

1949年11月15日,中共道县县委宣布道县全境和平解放,16日成立了道县人民政府。  

据当时任县委书记的杨金广回忆:“进入县城的第一步,是和平接管及政权建设。在接管伪政府前,县人民政府颁发了接管布告。同时,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与伪政府工作人员开了一个会,由政府县长宣布接管有关事项及对伪政府工作人员的政策,伪县长表示欢迎并进行了移交。……整个接管工作是顺利的。为了尽快开展工作,我们将全县划分九个区,干部分别下到各区去进行工作。同时,为了吸收当地人才参加政权建设,我们入城不久,举办了两期学习班,集中培训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审查,大部分都安排在党、政机关工作。第二步是征粮支前工作。……”  

虽然道县的旧政权是在大军压境、形势所迫之下投诚起义、和平解放的,但是,仍有一些不甘心灭亡的反动分子,他们还在蠢蠢欲动,妄图破坏新生的革命政权。就在接管的当天,特务分子何礼明在警察局放火。还有原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当过团长的陈平裘,当过伪县长的郑元赞以及魏慈贵、朱珪,还有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胡去非、胡除非等,都在明目张胆与新政对抗和暗中破坏。新政权的第三步工作就是清匪反霸。  

解放初期道县剿匪  

1949年11月15日,道县和平解放。从此,道县人民脱离苦海,自己当家作主,走上新生活的阳光大道。就在广大人民欢欣鼓舞迎接解放,分田分地分财产之际,一些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妄图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等待着蒋介石卷土重来。  

解放初期,道县境内一些国民党军队的退役军官,政界官员及惯匪相互勾结,组成名目繁多的反共组织。还经常在深更半夜打黑枪,在关隘险道抢劫财物,在偏远地区张贴反动标语,散布要杀掉革命干部等反动言论,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中共道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入城之后在完成和平接管政权和征粮支前的两步工作后,同时开展第三步的清匪反霸工作。1950年初,县委、政府针对道县境内的匪患情况,根据上级的安排部署,成立了道县剿匪委员会。县委书记杨金广担任剿匪委员会主任,县长、公安局长担任副主任。下属各个区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军驻道的第十八团、四○九团配合道县的剿匪行动。  

道县剿匪委员会成立后,着手对境内的匪患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基本掌握了土匪的股数、人数、活动范围、武器等。据1950年3月统计,道县上山为匪,为非作歹的土匪共有11股,其中:惯匪4股,经济土匪1股。匪众764人,枪支425支。他们中最嚣张、最凶恶、最残忍、危害最大的是惯匪魏慈贵,政治土匪郑元赞、陈平裘、朱珪等几股。  

魏慈贵,青口古木洞村人,与其夫双双为匪。解放前就一惯拦路抢劫、杀人越货。其丈夫熊名臣,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道县旧政府的警察局击毙。丈夫被枪毙后,魏慈贵继续为匪,要报杀夫之仇。道县解放后,她纠集土匪20余名,长短枪支12支。经常昼伏夜出,杀人放火,活动于青口一带山林之中,抢劫财物,群众惧之如魔鬼,恨之入骨。  

郑元赞,四马桥镇郑家村人,时年四十岁左右,军校毕业。解放前在湖南第七区行政专署督察欧冠部下当警备副司令。1948年,郑元赞回道县担任过伪县长,一年后离任,调湘南行署警备团任团长。1949年10月,欧冠投诚起义时,曾给郑元赞去信,劝说其放下武器,顺应潮流。这个被欧冠亲手提拔起来的郑元赞,却不听欧冠的劝告,不走和平起义之路,回到老家与宁远籍国民党军统特务欧平成勾结,纠集一批顽固不化,继续与人民为敌的特务、土匪、反动军官、恶霸地主及地痞流氓,在道县四马桥与宁远水打铺边界地区,秘密成立“中国国民党华南铲共总司令部”,制定反革命纲领。1950年3月间,这股土匪偷袭宁远县水打铺区(二区)区政府,血洗水打铺,造成宁远县委副书记王昆、二区区委书记郭金生等多名南下干部遇难,制造了震惊华南的“宁远‘三·二九’反革命暴乱”。  

陈平裘,江村瓦窑滩(原属道县辖境)村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在国民党军队任团长。衡宝战役期间,陈平裘与曹茂琮同时在白崇禧部下当旅长。衡宝战役失败后,陈平裘等人退踞湘桂边界,与永明县的土匪、广西恭城的土匪勾结一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湘桂边区反共救国军”。陈平裘匪股活动于湘桂边界,以破坏新生政权为目的,与郑元赞匪股遥相呼应。继宁远“三·二九”反革命暴动之后,1950年4月,陈平裘匪股在永明县与广西恭城县交界之地,发动“桃川暴动”。匪徒们乘桃川镇干部外出开会,解放军剿匪部队开赴源口剿匪,只有少数干部和一排解放军在家护卫之际,突然袭击桃川镇政府,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朱珪,今新车乡禾塘村人,时年50余岁,系军人出身,曾任国民党陆军上校团长。在位期间,与共产党军队不共戴天,杀人如麻,血债累累。解甲后回到家乡,又担任新仁(今午田,长兴等地)乡伪乡长。在禾塘村建有一幢小洋楼,门额上题了“我武维扬”四个大字以威吓群众。任伪乡长期间,在乡里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杀人强奸,无所不为。人民痛恨不已。在道县旧政府及军队官员放下武器,投诚起义时,朱珪在午田、新车一带招兵买马,网罗乌合之众80余名,枪支30余支,组成“湘南反共救国军”。朱珪曾带匪到桃川,参与了陈平裘的“桃川暴乱”。在道县剿匪部队多次进剿中,都未将其抓获。据悉,朱珪、郑元赞后来已潜逃到台湾。  

除此之外,还有林梦岳及胡去非、胡除非两股较顽固的土匪。林梦岳,塘底乡(今属双牌县)人,红军长征过道县时,他被任命为“道县剿匪共义勇总队”总队长,杀害红军不计其数,后任道县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道县解放时,他带部下60多人钻进塘底、上梧江一带深山,凭借崇山峻岭和潇水河急流险滩,占山为王,顽抗到底。胡去非、胡除非,系同族兄弟,清塘洪家宅人。两人均在道县国民党县党部任过书记。解放初期,继续与人民为敌,纠集一些流氓地痞,到处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蒋介石很快打回来”等反动言论,威胁、恐吓群众不要跟共产党走。  

其余还有聂才林、王明洪、胡光游、朱礼等,这些都是各自为阵,各占一方,互不相让,互不团结的散匪。虽然每股也有一二十人,十来支枪,也打着“反共救国”的旗号,但其匪兵都是受蒙蔽的老实农民,毫无战斗力。  

情况弄清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在道县全面展开。政府采取“军事围攻”、“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打击首恶,争取协从,孤立匪首”镇压与宽大并用的政策;党、政、军协同作战,人民群众积极配合的剿匪战略。经过广泛宣传,分化瓦解,说服教育,规劝投降等工作,大部分被迫参加土匪的贫苦农民主动放下武器投降回家种田。一些被形势所逼,走投无路的土匪,也主动缴械投降。如三区塘底的林梦岳、袁大同,主动交出长枪90支,机枪3挺,手枪4支,魏慈贵、郑元赞、陈平裘、朱珪等几股顽固不化的残匪,在人民解放大军清剿下,东逃西散,匪众大部分被歼灭和投降。陈平裘在江永源口被抓获。除魏慈贵、郑元赞、朱珪三名匪首侥幸逃脱外,到1950年6月,道县境内匪患彻底肃清。据统计,全县共歼土匪483名,缴获枪支543支,子弹1755发。俘获匪首、惯匪、通匪、窝匪、匪特273名,处决79名,判刑94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