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道县农民起义  

蒋元神  

道县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设立郡县制时，就设立营浦县。以后多次更名，或为郡、或为府、或为路、或为州、或为县。  

道县人民勤劳、智慧、英勇、彪悍，在一万多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制作陶片，开山辟道，垦荒造田，引水灌溉，搭棚立宅，繁洐生息。  

但是，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善良忠厚的道县人民和全国各地一样，饱受着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历朝历代，封建剥削日益苛重。除田地税、买卖税之外，还有“身丁线绢”、“身丁米麦”、“丁口盐钱”等税。宋代大文学家朱熹叹说：历代苛剥之法，本朝皆备。最下层的贫苦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南北朝时代起，侠义骁勇的道州人，曾多次举起义旗。他们不怕失败，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一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据1994年出版的《道县志》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齐永元元年（499），县人周晖、王僧灿起义”，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农民悉皆蜂起，积极响应”，举兵攻打州府，与统治阶级进行殊死搏斗，志在推翻统治阶级的腐朽政权，给人民自由与新生。周晖、王僧灿的起义，为后来饥寒交迫的道县人民不断举起义旗，起兵反抗封建压迫做出了楷模。对于这段历史，《零陵要鉴》也作了描述：“王僧灿自称湘州刺史，推永阳（今道县）人周舒为军师，义军一度占领湘、资二水流域及广西桂江、广东北江流域。”由此可见当时的周晖、王僧灿义军规模之大，活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的壮举。  

《道县志》记载：“唐广德元年（763）西原（今广西地）少数民族起义军攻占道州城，据城50余日”，当地人纷纷响应。此后，唐广明元年（880）道州人何庾与江华人蔡结率众起义，攻克道州城。五代时期的“周广顺三年（953），道州人盘崇聚众于盘容洞起义，盘自称都统，多次攻克道州、郴州。宋庆历三年（1043），桂阳少数民族起义军攻入道州。五年，唐和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军在境内与官军激战。”元朝的“至正元年（1341），道州的瑶民蒋丙、唐大仁与何仁甫起义，攻占江华、连州、桂阳等地，义军发展至万余人。蒋丙自称‘顺天王’”。到了清朝，咸丰元年（1851），社湾村李世恩、吴先梅在蒋家岭一带聚众千余人，制红、黄、白三种旗，李自称王，吴称军师，组织武装起事。清同治九年（1870），县衙役丁步云，因不满朝政，退出衙役，联络零陵、道州、江华、永明饥民百余人，于道宁边界起事，黑夜架梯攻道州城，久攻不克后，主动退出。随后，转移到新潭福村，继续扩充实力，相约进行总暴动。后因有人告密，暴动败露，未能成功。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南乡邓子云(别号马师爷)聚众起事，于三年十月，邓被官府杀害于王婆岭。民国元年还有两起农民起义的壮举:一起是“三十弓村何求崽率200余众在三十弓、桐溪尾、营乐源一带暴动”，后被道县知县望云亭诱骗招安，全部被杀害。另一起是“陈熊村陈彩桂率200余人起义，活动于坦垒源、小坪、清塘、达村、洪家宅和大源尾一带，劫富济贫”。事件越闹越大，消息传到官府，扰得州府几级地方官员鸡犬不宁。知府即令地方保安司令唐煕围剿，道县知县望云亭领兵镇压，大江源一仗，起义军打败了前去围剿的官兵。在这一仗中，围剿军的得力干将、望云亭的女婿被起义军杀死。之后，官兵越来越多，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撤退至螺海。在此，起义军又遭遇前来增援的官兵，起义军顽强抵抗，奋力突围。乱战之中，首领陈彩桂战死。民国三年七月，突出重围的起义军余部，在樊子平率领下，东山再起，继续与官府对抗，后被望云亭借“招安”之名，诱骗到官府，全部被杀害。“民国四年（1915）二月，陈锦古起义军170余人”聚众起事，与官府对抗。“被望云亭诱降于黄溪庙，全部被杀害。”  

这段历史《零陵要鉴》也有记载：“唐乾符六年（879）黄巢农民军挥师北伐，从桂阳州乘大筏，顺流而下，途经零陵，点燃了这里势如燎原的革命烈火。黄巢北上后……蔡结于广明元年，与何庾率众起义，得到汉族贫苦农民的响应，攻克道州城。”“广顺三年（953），盘崇在道州盘容洞（今道县井塘、横岭、洪塘营三个瑶族乡一带）领导瑶族人民起义，盘崇自称‘盘容州都统’。他们在道州与郴州边界地带流动作战，持续时间达数年之久。”“元代至正三年（1343），道州人蒋丙领导农民起义。蒋丙自称‘顺天王’，设官分职，声势大振。”  

自南朝齐永元元年周晖、王僧灿起义开始，到民国初年的一千多年中，道州的忠良义侠、仁人志士，他们不堪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为贫苦农民浴血奋斗；他们杀富济贫，惩恶扬善，叱咤风云，武装起义；他们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为正义斗争壮烈献身。他们的义举，在农民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壮丽的篇章！  

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为社会鼎新革故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然而，历代这些义侠们的壮举，却被统治阶级、官僚政客、文人墨客统统贬为流寇、土匪，欺骗百姓。又从老百姓那里征粮派饷，派官兵大举进剿，必除之而后快，把一支支农民起义队伍扼杀在摇篮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义举正是饥寒交迫中道县民众敢于斗争、英勇顽强的真实反映，是大多数贫苦农民所拥戴的英雄壮举，是道州人民刚强性格不畏强暴的生动写照！  

新编《道县志》把历代旧县志贬为盗贼流寇的农民起义运动，被颠倒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无疑是一件好事。  

何庾鏖战“火焰山”  

蒋元神  

在道县的历史上，何庾领导和发动的农民起义，是继南朝齐永元元年（499）道州人周晖、王僧灿领导的农民起义之后，又一起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零陵要鉴》记载：“唐乾符六年（879）黄巢农民军挥师北伐，从桂阳州乘大筏，顺流而下，途经零陵，点燃了这里势如燎原的革命烈火。黄巢北上后……蔡结于广明元年（880）与何庾率众起义，得到汉族贫苦农民的响应，攻克道州。此后结寨深山密林，多次挫败官军。后又与因病留在南方的黄巢部将鲁景仁‘相倚仗’，结成军事联盟，攻取连州，军威大振……前后奋战十九年，直到光化二年，唐节度使马殷采取坚壁清野、纵火烧山等恶毒手段，战败义军，蔡结、何庾壮烈牺牲。”道州人何庾与江华人蔡结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新编《道县志》也有记载。  

何庾是道州哪乡哪村人，历史上没有记载，因时代久远，也无法考证。何庾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军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为何会达到如此大的规模，持续时间为何会有如此之久？其原因有三：  

其一，社会最低层人民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虽然说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属于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但到了中晚唐时期，已经衰败了。特别是晚唐，上层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基层民众不堪重负，民不聊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从中唐时期被贬为道州刺史的元结在道州写的两首诗——《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和复杂，人民生活之疾苦可见一斑。他在《舂陵行》中写道：“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树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挞之！”他在《贼退示官吏》中也写道：“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这就是当时道州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元结在人民心目中，他是一个好官、清官，敢于秉笔直书，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戴罪立功的朝庭命官。他既忧民，同时也忧君，他同情民众的疾苦，但又不敢违抗朝庭的命令，这些都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有司临郡县，刑法竟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在那种横征暴敛的社会制度下，像何庾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觉得饿死也是死，战死也是死，不如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武装起来，共同来推翻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杀富济贫，以求生存之路。  

其二，有黄巢起义军的影响。黄巢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军挥师北伐，攻占距道州仅百余里的桂阳州，接着又攻克了离道州不足两百里的零陵，威振湘南，士气大长。消息传到相邻各州县，像何庾、蔡结这样的武侠义士，他们怎么能坐以待毙？何不仿效其法，酣畅淋漓地发挥自己的本能，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基于此，所以就在黄巢起义军圣战的消息传来的第二年，何庾、蔡结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他们的义举得到了汉族贫苦农民的响应，纷纷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义军不断扩大。  

其三，何庾行侠仗义，武功过人，家庭殷实。在这一点上，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但散落在民间的一些零散的传说，却是不少。相传何庾自幼聪颖过人，从小习武，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唐代那种冷兵器时代，没有超群绝世的武功，怎么能领导那么多的士兵，又怎么能服众？如果没有盖世武功，怎能操练部下，又怎能打败官军？据说何庾为了招募将士兵勇，训练新兵，他变卖了田产；为了打造兵器，他拿出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为了供兵勇的一日三餐，他动用了家人的口粮。传说他行侠仗义，广交天下朋友。他与江华人蔡结相识相知，是因为他俩都是习武之人。后来何庾与蔡结同做木筏放运生意，才在潇水河上结为生死之交，两人目睹世道不平，才决心聚众起义。  

何庾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待人厚道，爱护部下。在与官府官军征战斗争的十几年中，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冲锋在前，所以深得士兵的拥戴。奋斗十几年，少有兵勇临阵脱逃。即使是隐居深山密林，缺衣少食，生活艰苦，他们共度难关，坚持到底。  

何庾领导的起义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了胜仗总结经验；打了败仗，吸取教训，前后奋战达十九年之久。他们的义举，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统治者们恨他们如眼中钉、肉中刺，多次调派官军围剿，均未将其剿灭，反而使起义军越剿越多，越战越勇。何庾的起义军后来惊动唐王朝，朝廷委派节度使马殷挂帅前来，并差遣大批官军开赴南方。在多次围剿未果的情况下，心狠手辣的马殷，想出一条毒计。他实行坚壁清野，动用基层政权力量，把粮食集中看管，堵塞交通，禁止民众与义军接触。这样，起义军的活动范围越缩越小，被困深山密林里。但是，起义军早有准备，他们备足了粮草，仍可在深山密林里与官军周旋。一计不成，马殷又施一毒计，下令把何庾起义军盘踞的几个山头放火焚烧。深山密林，枯枝败叶，一点即燃。加之天干风大，熊熊烈火越烧越旺。漫山遍野，烟雾缭绕。何庾起义军占据的山头成了“火焰山”。一连几天几夜，何庾及他的起义军葬身火海，壮烈牺牲。  

盘崇聚义盘容洞  

蒋元神  

伟人毛泽东有一首词叫《贺新郎·读史》，词云：“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问尔何时猜得。只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还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跷流誉后，更陈王奋起黄钺。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的这首词，短短116字，高度概括了中国从猿猴进化为人类起，到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词中饱含着诗人对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英雄的赞美和景仰！道州少数民族起义的领袖——盘崇，就在赞誉之列。  

盘崇，瑶族盘王的后代，据考证是道州南部山里人。如今道县横岭、洪塘营两个瑶族乡的盘姓瑶族人口占有相当的比例。对于盘崇领导的瑶民起义，新编《道县志》和《零陵要鉴》都作了记载。《道县志》称：“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州人盘崇聚众于盘容洞起义，盘自称都统，多次攻克道州、郴州，后败。”《零陵要鉴》记载得更具体一些，说：“五代时，马希范、周行逢先后割据湖南，人民不堪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依山阻险，多次奋起反抗。其中较大的有瑶族盘崇起义。广顺三年（953）,盘崇在道州盘容洞（今道县井塘、横岭、洪塘营瑶族乡一带）领导瑶族人民起义，自称盘容州都统。他们避实击虚，在道州与郴州边界地区流动作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正是群雄争霸，各占一方的朝代，封建割据此起彼伏。侯王将相们各自抓兵拉夫，征粮征税，都是在争地盘、争权力，哪管人民的死活？公元951年统治湖南及广西北部地区的楚王马殷被南唐所灭，阶级矛盾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地处南方深山密林中的少数民族——瑶族，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生活在极端困苦的“南蛮”之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具有强烈民族精神，骁勇善战，性情刚强的道州瑶民，他们不安于现状，不甘于被欺凌，不甘于被灭绝。他们认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不能坐在家中老老实实地等死，必须要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地奋起反抗，与官府作坚决的斗争，推翻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建立平等的社会制度，底层的瑶民才有生存的活路。他们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在前面有人引路的先例和当时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距当时一百多年前的唐代，就有一起少数民族的起义军攻克了道州。元结在他的《贼退示官吏》序中写道：“癸卯岁，西原贼入道州，焚烧杀掠，几尽而去。明年，贼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欤？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苦于征敛？”这里元结提到的“西原贼”即广西与道州交界地方的瑶族起义军。从元结的诗序中不难看出，这股起义军是专门杀富济贫，专门掠夺官府征敛而来的财物和金钱。对于那些爱护百姓，不横征暴敛的州府，起义军是不杀不掠，即使是路过，也是不犯而退。这样的义举通过元结的诗广为流传，对盘崇的瑶民起义影响深刻。盘崇起义的前几十年，唐朝末期的广明元年（880），道州人何庾与江华人蔡结又在萌渚岭一带发动过起义，同样也攻克了道州。俗话说：“姐姐做鞋，妹妹捡样。”何庾领导的农民起义，也为盘崇起义带了头，做出了榜样。  

《零陵要鉴》说：盘崇起义的据点是盘容洞，这个盘容洞指的是今井塘、横岭、洪塘营三个瑶族乡一带。据考证，盘容洞不仅仅是三个瑶族乡一带，而且还包括蚣坝镇、四马桥镇一带。蚣坝镇的新油榨行政村有一个自然村叫“瑶官”，据说该村曾经是盘崇起义军的大本营。该村的四周原来都有用盆大的鹅卵石砌成的围墙，一人多高，非常坚固。围墙上还留着一些用来了望的小孔，经过一千多年的变迁，至今还有一处残垣断壁的痕迹。该村为什么取名“瑶官”，据说是瑶王盘崇发动瑶民起义，为攻打道州城，在此设立指挥机构。起义军的首领都驻扎在这里，以后这里有人建宅居住，村名就叫“瑶官”。  

除了“瑶官”这处指挥据点外，附近的深山老林里还有几处总指挥部的下级军事机构安营扎寨的地方。这几处地方是洪塘营、滴水营、周塘营。这里的村名取“营”字，就是因为起义军在此驻扎。周塘营距滴水营、滴水营距洪塘营的距离都在15里左右，这三处地方距瑶官也都在20里左右。这说明盘崇起义军兵勇部属驻扎的地点是有意安排的，这在冷兵器时代在军事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三处设营的地方隐蔽在大山深处，进可攻，退可守，都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相传洪塘营的地理位置和周围几个村的地名，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起了不小的作用。1994年秋冬，日军进犯道县，形势一天比一天险恶。旧县政府起初从县城迁至横岭，不久又迁至洪塘营。日本侵略军得到这一情报后，想方设法派兵要到洪塘营消灭驻在那里的抗日指挥机关。一队日本侵略军开到蚣坝一带后，就向人打听去洪塘营怎么走，并抓老百姓带路。当问到一个老人时，他回答说：到洪塘营先走横岭，横岭往前，过乱石（烂石村名），过了乱石再往前，就是深海（村名），过了深海，就走烂泥湖（村名），走过烂泥湖就快到洪塘营了。这队日本兵来得匆忙，没带地图，听老人这么一说，心里暗暗思索：横岭，一个横切面的岭，可能是悬崖峭壁，可以想办法爬过去。乱石，到处是散乱在悬崖上的石头，随时都有可能砸下来，也可设法躲过。深海，一个很深的海，这一带虽然不临大海，想必是很宽很大的深潭，也还可以扎木筏过去。烂泥湖一定是个烂泥的湖泊，要走过这烂泥湖，这可太危险了。说不定会陷在那烂泥湖里丢掉性命。想到这里，这日本小军官打了退堂鼓，命令打道回府。  

这虽然是则笑话，是否真有其事，没有考究。但是，作为瑶民起义的首领盘崇，选择在这一带聚众起义，把这一带命名为“盘容洞”，冠以“盘容州”并自称盘容州的“都统”，说明这一带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说明盘崇这个瑶民领袖颇具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盘崇还利用了这里的险要地形，招兵买马，训练兵勇，才得以攻克道州、郴州，并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盘崇领导的瑶民起义，虽然有得天独厚的有利地形，自己又英勇善战，但他们缺乏正统的理论指导，只是为了自身和局部的利益而战，免不了和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一样，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太平天国在道州  

蒋元神  

洪秀全发动和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继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之后，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它的规模之大，活动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绝不亚于甚至超过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它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太平天国在道州驻扎59天，而这短短的59天，是太平军由惨败到重新扭转局面，发展壮大的转折点。道州，对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来说，有类似于后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遵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洪秀全，原名仁坤，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是一个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清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农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接连攻克永安（今广西蒙山）、桂林，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次年六月又攻克全州后，分水陆两路向湖南进发。因途中在蓑衣渡遭到清军将领江忠源的伏击，太平军的船只、辎重损失惨重。南王冯云山牺牲，损兵折将。蓑衣渡一仗，太平天国这支四五万人的队伍骤减到“能披甲上阵者不满万人”。于是，他们放弃水路进军湖南的计划，改由走旱道攻占永州。六月九日，暴雨倾盆，河水猛涨，阻断了太平军前进之路，使他们陷入“前行不得逞，后退无驻足”的困境之中。此时，洪秀全果断作出“南下道州”的决策。  

得知太平军来袭，驻防道州的清湖南提督余万清、道州游击翟我谦被吓得将垒死的城门撬开，逃往江华，只剩知州王揆一孤军把城。太平军突然兵临城下，从西城门攻入道州。正在城东门巡视的王揆一见城中百姓向东门逃跑，便知城已失守。于是，他从城墙上跳下，投进潇水河自杀。后被一小渔船救起，仓皇逃走。太平天国没费吹灰之力，便占领道州。  

太平军众将领在道州城里运筹帷幄，士兵们驻扎在各个交通要塞，一面把守，一面休整。他们在道州休整期间，首先是大造舆论，展开对民众舆论引导，以得到基层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奉天诛妖安民谕》等，揭露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凶残、无能以及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号召天下劳苦民众伸民族之大义，举起义之旗帜，以唤起人民大众站起来，联合起来，投身农民起义的浪潮，共同来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建立“太平天国”。檄文发出后，得到天下劳动人民的认可，他们被檄文的慷慨激昂所感动，被檄文的至理名言所觉醒，被檄文的真诚热烈所驱使，纷纷举起义旗，投入太平军的行列中。  

其次是布告四方，招兵买马，扩大实力。檄文发出后，劳苦民众积极响应，道州城内的一些贫民、小商小贩、工匠及周边农村的长工、穷苦农民，纷纷前来参加起义军。当时有人撰文写道：檄文发布，风起云涌，贫苦人民竞相转告，投奔者络绎于途。太平军攻占道州的壮举，同时感召了活跃在湘南一带的“天地会”，他们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特率众前来投奔，愿意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清政府。如郴州的赖大英、李八率部数千，星夜兼程而来，洪秀全即将二人封为检点。还有郴州的刘代伟也派人与太平军取得联系。何贱苟的天地会派出大部分兵力，与太平天国联合作战。当时曾国藩从缴获的腰牌、令箭、图记中看出了何贱苟与太平军的关系，分析说：“永道之贼匪（天地会）与金陵之粤匪（太平天国）相通，实为湖南之巨患。”洪秀全将这批新生力量另立为“道州大旗营”，以东门村秀才何见机为将，率领这支新军随同自己赴前线作战。  

其三，成立“土营”制造各种兵器，雇请裁缝赶制军装。洪秀全从道州、郴州、桂阳来的挖煤工人及在湘源一带开矿的矿工中，挑选出一批有爆破技术的人，专设一个赶制兵器的机构，他们称之为“土营”。这些人是对反动统治阶级有刻骨仇恨，受压迫剥削最深的穷汉。土营成立后，他们从城中搜集废铜废铁，建起土炉，拉起风箱，熔铁铸炮，在短时间内，就制造出大小炮三百余尊，还打造了其他冷兵器。同时，缝制出红、黄、蓝三色军服以壮军威。  

其四，明确了行军路线和战略目标，整肃了军纪，稳定了情绪。东王杨秀清在镇守东门时，发现部下思乡情绪甚浓，有杀回老家的想法，看不清形势，有打退堂鼓的思想。针对这一情况，他用“骑虎难下”作比喻，斩钉截铁地告诫部下说：“形势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他同时向天王洪秀全建议：“今日上策，莫若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长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南京）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事不成，黄河以南，为我有矣！”洪秀全对这个建议十分赞同，当即采纳，传谕部下。在这个战略目标鼓舞下，将士们士气为之大振，奠定了杀出重围，所向披靡，定都南京的基础。  

对太平天国在道州采取的这些举措，清政府的官员们还蒙在鼓里，如在睡梦之中。钦差大臣赛尚阿妄图用“屯兵城外，死死围困”，迫使太平军不战自毙。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章上说：“道州三面濒河，城中粮草甚少，如能严密固守，使其不能复窜，可期不战自毙。”皇帝信其谗言，下诣奏准。于是，赛尚阿命令和春率兵万余，固守道州城之东北；命令刘长春、王家林固守道州城之西南，对道州城里的太平军形成四面包围之势。赛尚阿的企图，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太平军早已做好突围的各种准备，洪秀全派何见机率侦骑悄悄出城，四处侦探。当得知东南面敌兵甚少，防守薄弱，便选定此处作为突破口。七月二十四日，太平军以一部乔装湘勇，巧妙冲出包围圈，突然袭击江华县城，斩杀知县刘兴恒。七月二十九日，又拿下永明城，军威大振。清军误认为太平天国要杀回广西，急忙调兵遣将进行追剿。八月十日后半夜，太平军组织全面突围，由七里岗向四马桥东进。清军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太平军已远走高飞，清军才如梦初醒，方随足迹尾追。这时，攻克江华、永明的太平军随即向东急进，与主力在宁远下灌会师。一股浩浩荡荡的铁流，十二日攻克嘉禾，十三日又取桂阳、蓝山，十七日攻下湘南重镇—郴州。太平军如奔泻之山洪，汹涌澎湃，迅猛异常，锐不可挡。  

从太平天国这段史实中不难看出，太平军在道州的休整扩军、运筹、声讨等一系列举动，扭转了蓑衣渡一仗的被动局面，重新发展壮大起来，道州这座城市及其辖境，对太平天国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  

杨秀清坐镇东门守道州  

何家壬蒋元神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他家住在广西桂平县一个叫平隘山的深山老林之中。杨秀清五岁丧父，九岁丧母，自幼孤苦伶仃，四处流浪，生活艰难困苦，是靠其伯父杨庆善抚养成人。成年后，他在山里以种树烧炭为生，经受着清贫、寂寞、受人歧视和被人压迫剥削的悲惨折磨，与反动统治阶级有着刻骨的仇恨。  

杨秀清青少年时代的苦难遭遇，磨炼出了他坚毅、刚强、豪爽的性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很受当地贫苦农民、烧炭工人的拥护。在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情道理书》中说：“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莫如东王”，指的就是杨秀清。  

1845年，冯云山到紫荆山宣传组织“拜上帝会”，杨秀清带头加入，又积极动员与他一起烧炭的穷苦人一道入会。自参加拜上帝会后，久居深山从不知道外面世界，对革命道理一无所知的他，从此提高了革命觉悟，一通百通，件件事都得心应手。1847年，拜上帝会遭到地主武装团练的破坏，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返广州营救，杨秀清与洪秀全结识。在拜上帝会陷入混乱状态、岌岌可危之时，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安定人心，使拜上帝会转危为安。此后，他与洪秀全聚义结拜，走上农民起义之路。洪秀全在他的《潜龙诗》中写道：“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写的就是洪秀全与杨秀清等六人结拜、风云际会的内容。  

1851年12月17日，太平天国成立，杨秀清被封为“左辅正军师东王”，并明确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实际上，杨秀清成了太平天国总揽军政大权的统帅。蓑衣渡一仗战败之后，杨秀清向洪秀全提出转战道州的建议，得到了采纳。杨秀清“短衣赤足”，率领“鹑衣百结”的太平军从泷河而上道州，履险为夷，兵不血刃而取道州城，打响了进军湖南的第一仗。进入道州，杨秀清率兵驻扎东城门外，严防死守，运筹帷幄，立下了赫赫战功。  

杨秀清在坐镇东门守卫道州期间，他身先士卒，作风朴实，吃苦在前，与下属及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一面秘密扩军备饷，暗里向道州人民宣讲“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道理。他军纪严明，市井不惊，城乡安宁，秋毫无犯。围剿太平军的湘军头目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描绘杨秀清护从不过数人，防范甚疏，且不禁闲人出入。称他“总揽大纲，一无所紊，尤善抚爱伙党，有事传会，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贼所倚赖者秀清一人而己”。  

杨秀清聪明过人，他虽然出身贫苦，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但在洪秀全影响和帮助下，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从他坐镇东门固守道州城的兵力部署上，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具有较高军事素质，独具战略眼光的军事家。进入道州之后，他把一部兵力放在县城潇水河下游的东门至白马渡一线，防止从永州顺河而上的湘军；又把一部放在河上游的水南至七里岗一线，防止从江华、永明水路、陆路而下的湘军及地方兵勇。另一方面，在万不得已之时，还可以向四马桥方向迅速撤退，向郴州方向转移，留下了退路。  

太平天国军队在道州期间，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机。他们对外以严防死守抵御来剿的湘军，在内部他们大造农民起义、共享天下太平的舆论，发布多个慷慨激昂的檄文，以唤起民众。檄文发出之后，湘南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及穷苦的工人农民纷纷响应。郴州的赖大英、李八率部数千，星夜兼程而来，还有郴州的刘代伟也派人来与太平军取得联系，道州“天地会”的首领何贱苟，派出大部兵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道州在癞子山挖矿的矿工，郴州、桂阳、嘉禾一带的煤矿工人，三五成群，结伴来投奔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将投奔而来的农民义军首领都委以重任，将投奔而来的农民工人组成“道州大旗营”，并点东门村秀才何见机为将，统领大旗营。当时有文章称：檄文发布，风起云涌，劳苦矿工、穷苦农民及手工业者奔走相告。他们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投奔者甚众，愿意联合起来抗击腐败的清政府。  

杨秀清在驻守东门期间，将投奔而来的人员中的工匠，一一造册登记，分门别类利用他们的专长。一是将矿工和挖煤工人中有爆破技术的人员组成“土营”，专门制造各种兵器。他们从城乡收集废铜烂铁，叫木工、砌工赶制风箱，建造土炉，打造大刀长矛，熔铁铸造土大炮小炮。为了铸造大炮，他们从各个庙宇中找来焚香烧纸的铁鼎，打碎后投入熔炉铸炮三百余尊，以强军备。将会裁缝的工匠集中起来，赶制出红、黄、蓝三色军服，以壮军威。  

杨秀清统领全军，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在东门驻扎期间，制定了严明的纪律，规定：“凡安民之家，安民之地，无令敢入民宅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即砍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即砍右脚。”士卒们自觉遵守，致死效忠天国。当时有评论说：太平军“渡不测之渊，登壁立之山，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强悍善战，致死不挠。”  

自古以来，天下的一切新生事物的诞生到成长，总不是一帆风顺的。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太平天国也并非一方净土。太平天国的将士们在投身义军之前，饱受官府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报仇雪恨，推翻腐朽政权，因此革命性很强。当金田起义的火山爆发之时，他们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跟随洪秀全、杨秀清等，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打永安，攻桂林，取全州，下道州，他们在战斗中奋勇争先，拼死杀敌，表现出无比的坚强和勇敢，没有任何的思想杂念。但是，到了道州之后，敌军围而不攻，太平军长达数十天没有战斗，他们有了休息的机会。无事则生非，在短暂和平的环境里，一种恋土、思乡、回归故地的思想便纷纷在将士们的心中滋长起来。一些眼光短浅的将士要求突围道州，转攻灌阳，打回广西去。这种思想的产生，无疑会软化士兵们的革命意志，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为了统一思想，稳定军心，东王杨秀清以“骑虎难下”这句成语为目前太平军面临的形势作了生动的比喻。他斩钉截铁地告诫全军将士：我们“已骑虎背，岂能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若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事不成，黄河以南，为我有矣！”  

在杨秀清的宣传鼓动下，将士们打消了杀回老家的错误想法，全军士气为之一振。在道州驻扎五十九天之后，得知官府军队已从南、西、北三面出击，包围太平军时，他们以“声南击东”的战略战术，以小股兵力从江华、永明方向突围，调动敌人。太平军主力从东门撤出，汇合于四马桥，然后进军郴州。太平军在杨秀清指挥下，不论男女，都骁勇善战，运用在东门铸造的大炮、长矛、马刀，打得清兵望风披靡，为日后定都南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何贱苟创立天地会  

蒋元神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道州虽然是地处“南蛮”之地的边远山区，但由于封建剥削和压迫，众多有识之士被“逼上梁山”，奋起反抗。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可谓是风起云涌，彼伏此起，前赴后继。清代咸丰年间，何贱苟发动的这起农民起义，可算得上是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活动范围较宽的一起农民起义。  

何贱苟，正名叫何文华，贱苟是他的小名，意即浪贱的小狗，他家住道州南乡岩头村（今属四马桥镇）。岩头村是一个很小的村，村前村后皆是石山，土地贫瘠，水源奇缺。农民靠在石山窝里开垦出一块块小小的土地种旱粮为生，生活十分艰苦。何贱苟的家几代都是贫苦农民，官府的暴敛，乡绅的剥削，在幼小的何贱苟心上烙下深深的印迹。何贱苟天资聪颖，自幼习武，成年后又四处拜师学武艺，结识了诸多身怀绝技、武功高强的朋友。有了一身武功，而又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何贱苟，眼看着贫苦的乡亲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经常与朋友谈及聚众起义、对抗官府的事。几个朋友一拍即合，很快就拉起了一支队伍。起初，何贱苟他们只是在乡间劫富济贫，把抢掠富豪的谷米分给贫民，得到民众拥护，队伍越来越大。  

清咸丰元年（1831）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农民起义，号称“太平天国”。紧接着，太平军攻克了兴安、桂林。次年的六月又攻克全州，随后分水、陆两路向湖南进发，攻克了道州。  

太平军的壮举，像一股滚滚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涌入湖南后，在湘南各州县激起层层浪花；像一团山火，以星火燎原之势点燃了活跃在楚南大地各路农民起义军的堆堆干柴；像一阵旋风，以锐不可挡之势，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广西武宣县的胡有禄和湖南东安县的朱洪英，都聚集起万余人的起义队伍，他们仿效“太平天国”之举，号称“升平天国”。胡有禄自称“定南王”，朱洪英自称“镇南王”，率众与官军对抗。战旗指处，捷报频传。  

太平天国、升平天国农民武装起义的消息，早就传到了何贱苟的耳里。听到这一大好消息，何贱苟兴奋不已。他认为报仇雪恨的时机已到，必须要尽快地、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于是，他与常宁县、桂阳州、宁远县的几个朋友商定，以自己家乡的岩头、常宁的五洞、桂阳的白水、宁远与道县交界的癞子山为据点，秘密串联，以发“腰牌”、“令箭”书信等形式，暗中联络，扩大组织，他们称之为：“发牌调码”,很快就聚集起五千余人，人员来自湘南十余州县。何贱苟仿效太平天国、升平天国的做法，举起义旗，创立“天地会”。何贱苟自称“普南王”。  

天地会这个名称原是清朝康熙年间民间的一种反清复明的群众组织。天地会的发源地在福建，说是漳浦县的一个叫陈丕的人，拜万提喜为师，要求加入他们的会党组织。入会的人在入会时都要举行八拜仪式，即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因此，将会党组织取名“天地会”。后来，几经辗转流传到两广及台湾地区。何贱苟也把他的农民起义军以“天地会”命名。  

清咸丰三年（1853）四月，何贱苟派部下何禄、吴玉老十率兵袭击驻扎在杉木树的清军把总许德禄，乘胜围攻县城，杀死了许德禄和典史吴世昌。湘军首领曾国藩听到消息，立即派兵增援，吴玉老十战败被擒。十一月，何贱苟亲自率兵出征，一举攻克常宁县城。十二月又与清军练勇战于洋泉，因力量悬殊，天地会失利。何贱苟遂由嘉禾、蓝山转移至道州四眼桥（四马桥）驻扎，随即派人与广西胡有禄起义军取得联系。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大破清总兵安长泰，杀死把总吕至贵、王銮，声威大震。曾国藩闻报，急调知府张荣祖、储久射等率兵增援。十二月八日，双方在四眼桥之藠头坪展开激战。此役清兵人多势众，何贱苟指挥天地会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损兵折将。咸丰四年十月，何贱苟、胡有禄又与东安朱洪英联合起来，大败陈立纪的团勇，然后将道州城团团围住。早就逃出城外的知州冯昆，派兵到岩头，把何贱苟家属全部杀掉。何贱苟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更是义愤填膺，攻城报仇，愈加急迫。何贱苟命令将士们用藤牌护体，滚地前进，架梯爬墙，奋勇登城，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在道州城悲壮肉搏。清军凭借坚固的城墙，据险防守，天地会一次又一次进攻，都被清军堵住。何贱苟见久攻不克，便用智取。他把一支起义军装成清兵援军，想骗开城门，又被清兵识破。十一月五日，清政府派出的各路增援清军陆续赶到道州，他们精心策划从四面八方把何贱苟的起义军来一个反包围，将其团团围住，企图用里应外合、内外夹击的方式，一举消灭天地会。危机时刻，何贱苟镇定自若，指挥以一部继续攻城，压住城内清军不敢出城，另派一支队伍迎击来援的清军。头一天在五里亭打败了清军游击骆元太，第二天又在蛇皮渡（今斜皮渡）打败了苏元林，把援军追到濂涛湾。两路劲敌刚被打跑，知州王鑫率领的另一路清军又从江华赶来。退到濂涛湾的清军得知又有援军到来，便再次卷土重来，杀声四起。天地会看到清军人多势众，估计自己力不能敌，朱洪英才下令放弃攻打道州城的计划，避实就虚，不与清军主力对抗，分兵攻取江华、宁远而去。  

何贱苟率领的天地会与各路农民起义队伍互相配合，联合作战，声威大震，加入者越来越多，队伍不断壮大。加之他们作战勇敢，捷报频传，湘南震动。农民起义军的壮举，成为清政府的心腹之患，一些军政要员被吓得屁滚尿流。湖南巡抚张亮基闻报，无可奈何地哀叹：“湖南各州县、盗贼会匪，在在充斥。前此粤匪（指洪秀全）一入永州，即有衡、永、郴、桂各处土匪潜赴贼营，为之引导。以固数千里外山洞之寇，深入内地，毫无阻隔，岐途僻径，恍若熟游，而贼匪每次被剿窜出，所剩长发真贼（指太平军）无多，旬日之间，啸聚又已逾万。”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吉云叹道：“贼匪之可恶，有甚于前川楚教匪者。川楚教匪杀人放火，人人痛恨。今该匪不杀人，不放火，所至抢掠谷米，分给贫民，从之者众。而官兵转所至骚扰，使民不畏贼，转畏官兵……”  

清咸丰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何贱苟、胡有禄、朱洪英的联军又大败广西兵勇，然后再分兵两路转攻湖南。一路入道州境内，一路绕道攻占东安，生擒知县史直。九月，胡有禄与清知府刘长佑战于广西全州白沙，因寡众悬殊，不敌清军，败回东安。接着又与王鑫战于桐子山口，损失将帅多名。后又进军祁阳、邵阳交界的四明山，据险固守。清政府又派来大军围剿，扬言：“不消灭天地会决不罢休！”在这次战斗中，胡有禄兵败被生擒，何贱苟壮烈牺牲。此役天地会战死者千余，余皆逃散。  

大革命时期道县农工运动  

蒋元神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共双方实现第一次合作。在共产党中央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其势如山洪爆发，有力地涤荡着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污泥浊水。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述的：“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1925年至1927年间，中国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前所未有的革命高潮。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大革命时期。  

道县的农工运动始于1926年春。1926年6月，从外地求学毕业，在学校加入国民党的蒋荣辉（小甲陀仂复村人）、杨毓汉（小甲西原村人）回到道县组建国民党县党部。在组建过程中，他们的“恩人”，在县政府任参议会议长、县保安团营长的土豪劣绅，称霸一方的“地头蛇”，永属保安司令的女婿杨隆卿（小甲杨家岭村人）混了进来。县党部组建时称为“中国国民党道县党部执监委员会”。蒋荣辉任常务委员，杨毓汉任执行委员，杨隆卿任监察委员。县党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开展农工运动。  

由于有杨隆卿及其后台的把持操纵，1926年2月，县长委托杨隆卿指定一批土豪绅劣、地痞恶霸担任各级农会的负责人，参加农会的也只有少数土豪劣绅。  

当年6月，胡冠军、欧阳立回县后，目睹了当时农民协会的现状，忍无可忍。他俩只好回到各自的家乡四马桥、上梧江发动穷苦民众，从基层乡农会开始，改变旧农会。到了9月，陈清河来到道县，成立了中共道县特别支部后，立即派胡冠年、欧阳立回家乡成立农民协会。陈清河以农民协会的成立应当自下而上，农会的负责人应当由农会会员选举产生为由，撤销了旧农会，重新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胡冠军、欧阳立、何铮、何光前等人负责。与此同时，陈清河又决定成立县工会、商会、教育联合会、手工业联合会、妇女会、青年联合会等。指派杨绩、蒋仁静为工会筹备处负责人，陈家銮为教育联合会负责人，李元基为手工业联合会负责人，周锦云为妇女联合会负责人，青年联合会由胡冠军兼任。  

到9月中旬，全县各乡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后，县农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这天，各乡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县城各个联合会的负责人均出席大会。大会选举何铮为道县农民协会会长，何光前为副会长。  

农民协会成立后，首先开展的工作，就是减租减息，平籴平粜。把那些高利盘剥、屯积居奇、贱买贵卖的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示众。要他们把剥削的粮食交出来，由农会干部到圩集上煮粥施给贫苦农民。每逢赶集这天，全县的各个集市都有农民协会的干部在集镇上施粥。胡冠军在四马桥把称霸一方的大土豪冯子峰绑缚到集市上游街示众。杨绩、周锦云在大坝头村把罪大恶极的地主杨××捉住游村。限令他们把田租降下来，把粮价降下来。其次是乡村中的一切权力收归农会。农民协会成立后，原来那些掌握乡村实权的保甲长、封建把头、宗族族长都变了缩头乌龟，再也不敢胡作非为。村乡中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农民协会说了算。第三是提倡妇女解放，提高她们的地位。自古以来，中国妇女受封建统治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约束，妇女的地位十分低下，动辄挨打受骂，受尽折磨也不准离婚。丈夫亡故后，再年轻的妇女也不准改嫁，只能守活寡。农会成立后，废除了这些清规戒律，妇女得到了解放。新的县农会成立时，就吸收周锦云、朱洁、何杏芬三名妇女骨干参加。在乡农民协会，妻子被丈夫打了，她们可以理直气壮找农会干部评理。  

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到1926年10月，全县共成立了乡村农会139个。农民运动高潮迅速掀起，触动了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的神经，他们不甘心失败。10月底，国民党县党部的蒋荣辉、杨毓汉、杨隆卿等右派将农运特派员陈清河谋杀，沉尸潇水河。四马桥一带的大土豪冯子峰被游街示众后，跑到杨隆卿家里告状。在杨的指使下，冯子峰回到四马桥组织一批土豪劣绅成立假农会，以到圩镇上施粥为名，四处散布谣言，污蔑农会干部。然后又跑到水南村，以寻亲为名，串联几名恶霸地主到县农会闹事。胡冠军得知这一情况，即刻带领农民自卫队将其驱散，并当场揭露他们的阴谋。  

陈清河被害之后，胡冠军、欧阳立经过秘密查访，将事实真相上报给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湘南特委。不久，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区委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共产党员、省农运特派员王文来道县处理陈清河被害案件。蒋荣辉、杨毓汉、杨隆卿被押解回省法办之后，王文留在道县接替陈清河继续领导农工运动。 

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召开全省农工运动代表大会。道县选派胡冠军为农运代表，杨绩为工运代表晋省出席大会。开幕之前，胡冠军、杨绩泼墨挥毫，给大会写了一张贺词，祝贺大会胜利召开，内容是：“莽莽神州，巍巍衡岳，帝国专横，军阀暴虐；唯我工农，革命雄略，一致团结，始终不忒；总会告成，工农有托，今兹开幕，庆祝同乐。”  

王文在道县期间，按照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指示，在农工运动的骨干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成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他在家乡永明县发展党员数名，建立了中共永明县“二七”支部。在道县，他从农会及各行业联合会骨干中以“入校”为名，发展共产党员5名，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党小组，把农工运动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1927年4月，由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沙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后，全省各县农民自卫队集结数万农民武装，准备围攻长沙，夺回失去的民众权力。道县的农民自卫队在胡冠军带领下，集结于四马桥准备开往郴州到省里汇合。但由于当时农民武装处于弱势，不能与国民党正规军抗衡，上级党组织决定取消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入地下活动。  

“马日事变”后，道县的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骨干，各级农工运动的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骨干被捕、被杀，也有个别的自首或叛变。  

道县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  

蒋元神  

道县的第一个党支部是1926年9月建立的。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共产党员的数量迅速增长，全国各地共产党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特别是继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全国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共产党中央部署在各地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农工运动，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实施共产党的纲领。为了配合农工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表示对国共共同倡导的工农运动开展的诚意。  

道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没有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直到1925年，才有几名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前后，中共湘区委员会选派一批刚从学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到各县开展农工运动。在此期间，先后有道县在外求学的杨绩、胡冠军、欧阳立等几名共产党员回到家乡。杨绩，字克勤，小甲大坝头村人，在道县甲种师范毕业后，考入中国国民革命军湖南政治讲习所学习，在校期间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被派回家乡指导工人运动。回乡前夕，为工作需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胡冠军，又名胡纥，四马桥周家山村人。1922年考入衡阳省立男子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回道县指导农民运动。欧阳立，上梧江（今属双牌县）人，濒洲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讲师学校，在学校加入共产党。1926年7月毕业后，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回家乡指导农民运动。这几名共产党员回到家乡后，道县的农工运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1926年初，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的陈清河被调派到衡阳中国共产党湘南特别委员会任组织部长。陈清河系浏阳县人溪乡七溪村人，1918年考入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在校期间，受到毛泽东、夏曦等的影响，积极投身学生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家乡浏阳从事革命活动，创办《浏阳旬刊》并担任编辑，亲自撰文宣传马列主义。之后，又被派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担任工人夜校的教师。他自编教材，给工人们上课。调任衡阳后，并任国民党衡阳市党部常务委员。1926年6月，陈清河受中共湘南特委指派，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工运动特派员身份到湘南各县考察党务、指导农工运动。但实际的使命是来各县发展共产党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1926年9月，陈清河来到道县。经过调查了解，道县的农工运动虽然有几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开展工作，但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国民党道县党部的右派手里，实际上是被道县的“土军阀”唐熙所控制，运动的开展很不理想；虽然成立了农会和工会，却如一潭死水，有名无实。于是，陈清河决定首先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入手，把几名共产党员团结到党组织的周围，逐步发现骨干，壮大共产党的队伍。然后，再改组国民党县党部。  

陈清河与胡冠军、欧阳立、杨绩商议，提出了建立道县共产党支部的想法，胡、欧、杨三人积极拥护，说：“我们几个回到家乡这段时间来，就像离娘的孩子，有苦无处诉，做事没头绪。早几个月就听说上级派了领导人来，我们是天天盼，时时想。现在陈特派员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陈清河告诉他们，自己是祁阳、零陵、道县三县的特派员。在祁阳、零陵了解情况时，听说道县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才匆忙赶来道县。  

经过两次会议之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道县特别支部委员会”，选举陈清河为特别支部书记，胡冠军为组织委员，杨绩为宣传委员，欧阳立为委员。特别支部隶属中国共产党湘南特别委员会。  

特别支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国民党道县党部。原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蒋荣辉（小甲佗仂复村人），执行委员杨毓汉（小甲西原村人），监察委员杨隆卿（小甲杨家岭村人，唐熙的女婿）均是唐熙的心腹，是唐煕用金钱圈养起来的。他们掌握县党部的大权，胡作非为，调戏妇女，压制农民运动，纠集一批土豪劣绅成立假农会。基于此，陈清河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委任胡冠军为县党部组织委员，掌握县党部的实际权力。并派胡冠军回家乡四马桥、欧阳立回上梧江开展农民运动，派杨绩到各乡指导手工业工会工作。同时，陈清河还在农、工、商、教、青年、妇女等各界培养骨干，筹备成立各界群众组织。  

特别支部的这些举措，极大地打击了蒋荣辉、杨毓汉、杨隆卿等的反革命气焰。于是，这三人对陈清河怀恨在心，就在特别支部成立不久的9月下旬，三人密谋将陈清河杀害于望云亭，碎尸后沉入潇水河中。事后，三人到处散布谣言，说陈清河“不辞而别”，失踪了。  

陈清河“不辞而别”失踪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在乡下开展农运的胡冠军、欧阳立的耳里。得知这一不幸消息，胡、欧二人回到县城，进行密查，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并将调查情况书面报告中共湘南特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不久，湘南特委即派人来道县处理陈清河被害案件，将三名罪犯押解长沙依法惩办。  

陈清河被害之后，由于多种原因，中共道县特别支部没有重新改选，其组织依然存在。  

1927年4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道县的军、警、特按照许克祥的旨意，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的骨干。各级群众组织遭到彻底破坏，一批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骨干被捕、被杀和被迫叛变自首。胡冠军逃回家乡，躲进瑶山中仍然坚持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与敌斗争。于1927年10月被唐煕派出的特务抓获。在狱中胡冠军坚贞不屈，于1928年6月被杀害于道县，年仅24岁，临刑前还写诗明志：“身羁缧絏若无事，为党牺牲意料中。自古英雄多不幸，岂徒羑里困蛟龙。”欧阳立于“马日事变”后躲回家乡上梧江，利用深山老林与敌周旋。1928年他独身一人到上海找党的组织。到达上海得知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他又准备前往江西。在安徽芜湖到江西九江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捕，1929年被杀害于长沙。年仅24岁。杨绩逃到外地，久追未捕，穷凶恶极的国民党特务就把他还未成年的女儿抓去严刑拷打，并施以强暴，其女遭受敌人践踏后，上吊自杀。1930年，杨绩因病回到家乡，不久病故。年仅31岁。  

陈清河被害之谜  

蒋元神  

1926年深秋的一天，上海《申报》登出一则消息：中共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国民党衡阳市党部常务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陈清河在道县“不辞而别”，失踪了。陈清河为什么失踪了呢？这里却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1926年，在共产党倡导下，各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体现共产党合作的诚意，帮助改组国民党，此前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任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组织部长的陈清河（浏阳人）在长沙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6年秋，陈清河受中共湖南区委和中共湘南特委的委派，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衡阳市党部常务委员的身份到道县等地考察党务，宣传讨吴（佩孚）、倒蒋（介石）运动为名，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共产党组织。9月中旬，陈清河来到道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即与先期从衡阳三师等校毕业被派回家乡指导农民运动的中共党员胡冠军、欧阳立、杨绩、陈树荣取得联系，秘密成立了中共道县特别支部，隶属中共湘南特委。陈清河任支部书记，胡冠军、欧阳立、杨绩为委员。特别支部成立后，陈清河召集一些进步青年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现并培养农运骨干，准备培养几名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组织。同时派胡冠军回家乡四马桥，欧阳立回家乡上梧江（原道县辖区）开展农民运动，陈清河留在县城准备改组国民党县党部。道县的国民县党部的实权掌握在国民党右派的手里，对农民运动采取仇视、压制的态度，农民运动死气沉沉。县党部常务委员蒋荣辉、执行委员杨毓汉虽然也是衡阳三师的毕业生，但均属国民党右派，而且都是小甲的同乡。监察委员杨隆卿是县团防司令唐煕（夏柳村人）的女婿，唐煕的大儿子唐孟侯，1927年曾任省“剿共”法院院长，小儿子唐季侯后任道县保安团团长。杨隆卿家是当地有权有势、称霸一方的大官僚地主，蒋荣辉、杨毓汉上学读书都是靠杨隆卿家资助的。这三个人在国民党县党部内拉帮结派，吃喝嫖赌，利用唐煕的权力，暗地里打击报复农运骨干。基于此，陈清河决心改组道县国民党县党部。他向省党部报告情况后，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委任胡冠军为县党部组织部长，欧阳立、陈树荣为委员。随即在县党部考棚（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召开农、工、商、教、妇女、青年各界代表会议，成立农会、工会、商会、教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共青团各群众团体的筹备处，拟定各筹备处的负责人。  

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眼看县党部这几个共产党员掌握了实权，他们的权力被削弱，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对陈清河怀恨在心。一天，正当杨隆卿、蒋荣辉在县党部内公开调戏妇女、施淫威乱行两性关系时，被陈清河当场发现，并对杨隆卿、蒋荣辉狠狠训斥了一番，蒋、杨二人狼狈不堪。事后，杨、蒋二人对陈清河更是恨之入骨，遂起杀人之心。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经过密谋，一个杀害陈清河的阴谋计划出台了。  

10月底的一天傍晚，陈清河忙了一天的工作，将写好的道县党部调查报告邮寄给省党部，吃完晚饭后正在卧室里思考着下一步的工作打算。突然，蒋荣辉、杨毓汉二人推门进来，邀请陈清河到外面散步，并说是要向陈特派员汇报思想和工作。陈清河虽然对蒋、杨二人的行为有所了解，但考虑到二人是衡阳三师毕业的青年，很想挽救他们，也想找他们谈谈，既然他们主动来邀请，就不加推辞地答应了。  

走出县党部的后门，从中山公园（今县委所在地）经衡州会馆，过报恩寺（今中医院所在地），一路古木参天，怪石嶙峋，月朗星疏，树影婆娑，溪流淙淙，凉风阵阵。陈清河侃侃而谈，一边宣传国共合作目前的大好形势，一边委婉开导蒋、杨二人，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蒋荣辉、杨毓汉心怀鬼胎，根本没听进半句，只是频频点头称是。眼看就到望云亭（今县一中所在地）附近，蒋荣辉、杨毓汉请陈清河去游望云亭。当陈清河走进望云亭，早已潜伏在此的杨隆卿举起一块砖头，乘其不备，狠狠地砸在陈清河的后脑上，当即昏死过去。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将先前准备好的砍刀、麻袋搬出来，将陈清河的尸体肢解后，装进麻袋，乘夜深人静之时，从江西会馆门前的滑石板处投入潇水河的深潭中。随后又回到陈清河的住处，在其床前放了一双鞋。  

次日清晨，县党部的伙夫端一盆洗脸水送到陈清河卧室，轻轻叫了几声：“陈特派员，陈特派员。”未听见应答，伙夫以为陈清河工作熬夜熟睡未醒，便把洗脸水放在门前，自己做饭去了。待吃早餐时，他又去叫门，还是没人答应，就报告了杨隆卿、蒋荣辉。杨、蒋二人在县党部散布消息：“陈特派员失踪了。”  

胡冠军、欧阳立得到陈清河“失踪”的消息，立即赶往县城，秘密查访陈清河失踪的案件。过了几天，杨隆卿拿出一笔钱，通过在长沙的内兄唐孟侯买通一记者，在上海《申报》刊登一则消息：“陈清河不辞而别。”  

胡冠军、欧阳立通过秘密调查，发现陈清河不是失踪，不是“不辞而别”，而是被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杀害了。并将调查的情况分别书面报告了中共湖南区委和中共湘南特委。中共湖南区委接到胡、欧的报告，极为重视，决定派时任区委负责人、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的戴述人、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共产党员、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王文等人，以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带领60名便衣武装人员，于11月中旬到达道县，处理陈清河被害事件。  

考虑到杨隆卿是唐煕的女婿，唐煕手里有几百人枪。戴述人等几位领导经过周密安排，把60名便衣武装人员化装成放排的、做生意的，分别住在县政府至南门口街上的伙铺里。几个领导带着警卫人员找人调查取证，秘密审问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罪证基本核实后，戴述人等又用了一计。这天一大早，县党部门前摆了三顶小轿，以通知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晋省赴会的名义，将杨隆卿等三人秘密逮捕。在县党部考棚的会议室里，戴述人以省党部监察委员的身份，宣布撤销国民党道县执监委员会，改设国民党道县特别委员会，任命共产党员胡冠军、欧阳立、陈树荣及国民党左派何树杏、朱洁（女）、陈文珪、何楚仕为委员。  

当三顶小轿抬到南门口，登上一条货船时，60名武装人员一齐上船，押解三名罪犯到省法办。  

两条乌篷船扯起风帆，急速向下游驶去。  

木船的桅杆尖头离开道县境内的水路渐渐远去。这时，被蒙在鼓里的唐煕如梦初醒，调集团防局士兵向下游追去。  

道县第一个党小组的建立与破坏  

蒋元神  

1926年11月，中共道县特别支部书记陈清河被害后，中共湖南区委委派区委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督委员戴述人，中共湘南特别委会书记陈佑魁，中共党员、省农民运动特派员王文，带领60名武装人员来道县处理陈清河被害案件。三位领导人经过深入调查，精心部署，巧妙地将国民党道县党部的负责人杨隆卿、蒋荣辉、杨毓汉三名杀害陈清河的罪犯，解押长沙依法惩办，王文留在道县。  

王文是永明（今江永）县人，1905年出生，1926年在湖南大学法律系毕业。青年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中共湖南区委工作。1926年，王文为便于开展农民运动，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清河被害后，国民党省党部派王文接替陈清河，为道县、江华、永明三县特派员。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王文经常往来于道县、永明之间，秘密串联，发现人才，筹划建立党的组织。在永明，他亲自创办革命刊物《永明灯》，并亲自撰文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动员民众参加农民运动，唤起穷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发动劳苦工人投身于工人运动。从中吸收农工运动骨干和各界进步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永明县成立“二七”支部，自己担任支部书记。  

在道县，王文首先找到与他同在湖南大学同系的同学，毕业后在道县监狱工作的周训，密谈成立党组织的事宜。周训，又名周振礼，字伯泉（蚣坝镇木垒洞村人），在校期间曾参加过学生运动，王文对他比较了解。两人认真分析道县形势，认为道县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陈清河被害后，发展共产党员，成立党的组织必须秘密进行，慎之又慎。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王文发现当时任道县农民协会会长的何铮（蚣坝长兴洞村人），在道县工会任职的蒋仁静（寿雁豪福村人），在手工业工会的李元基（道县江镇人），在教育联会的陈家銮等思想进步，在农工运动中表现积极，认为可以发展成为中共党员。王文通过工作谈心，上述五人都表示愿意加入党的组织，为道县农工运动出力。1927年1月，王文要他们填写好表格，以“入校”（即湖南农民运动讲习学校）为名，吸收了周训、何铮、蒋仁静、李元基、陈家銮五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有了五名党员，按照组织原则，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支部。但王文考虑到道县原隶属于湘南特委的特别支部，只是因陈清河被害停止了活动，党组织仍在，还有欧阳立、胡冠军等几名党员。另一方面，自己在永明的二七支部还需要大量精力去领导。所以，他决定暂时成立中共湖南区委道县直属党小组，代号“CP”,推选周训为党小组组长。  

中共道县党小组成立后，在王文领导下秘密开展活动，没有公开党小组及共产党员的身份，仍以原来的职务为掩护，领导开展道县的农工运动。此后一段时间，道县的农工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县城及各乡、村的农会、工会相继建立，不断完善。活动以平籴平粜，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为内容，把劳苦农民、手工业者联合到一起。到1927年3月，全县成立乡农民协会139个，基层工会39个。  

道县农工运动的蓬勃发展，触动了统治阶级和土豪劣绅的利益，他们对农工运动的骨干怀恨在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湖南的反动军阀、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许克祥，于4月21日在长沙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一夜之间，长沙的农工运动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骨干被捕被杀。“马日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道县，道县的反动分子乘机大打出手。特别是当时驻在道县的永州南五县团防司令唐煕（字尧阶，蚣坝夏柳村人，后任过道县县长），为报其女婿杨隆卿被共产党镇压之仇，立即成立道县“剿共”清乡委员会，秉承许克祥的旨意，按照许克祥的招数，带领团丁和警察，将道县农、工、商、教等群众组织驻地的牌子，办公用的桌、凳砸得稀巴烂，四处追杀共产党员及群众组织的骨干。唐煕的大儿子、当时任湖南省惩共法院院长的唐孟侯，多次回道县督战，杀气腾腾，十分嚣张。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道县，各级群众组织被迫解散，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的负责人躲的躲，藏的藏，只好转入地下活动。  

躲到乡下的周训、何铮、蒋仁静没能逃脱魔掌，三人被捕后，由唐孟侯押解至长沙。迫于唐煕父子的淫威，经不住严刑拷打，三名共产党员在长沙叛变，供出了党组织和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周训叛变后，脱离共产党，后被调任蓝山县监狱长、道县建设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前夕任县政府主任秘书，随旧政府投诚起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病死。何铮叛变后回到老家长兴洞教私塾，蒋仁静下落不明。李元基、陈家銮由于被周训等三人供出后，在道县自首，脱离共产党。之后，李元基仍从事手工业工作，陈家銮从事教育工作。王文在永明县家乡被捕，被捕后王文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在永明被杀害。  

乡村农会六烈士  

蒋元神  

1994年出版的《道县志》人物篇中，给田鹏、郭宜、何之玉、文希春、黄楚平、廖和等六人立了小传，视为烈士。为何给他们立传？因为他们是大革命时期乡村农会的负责人，“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右派杀害的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6年9月，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共产党员、中共湘南特委组织部长陈清河来到道县后，道县的农民运动才从真正意义上开展起来。到了10月，农、工、商、教、青、妇女各个群众组织的筹备处相继成立，乡村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在外地做苦工的田鹏赶回家乡。田鹏，又名田来科，营江乡人。因家境贫寒，从小就给财主家放牛、帮长工。成年后，他不忍财主的欺凌，跑到外地吃粮当兵。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兵期间又遭打骂，他又逃回家乡。这时，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又只好跟着他人到洞庭湖做苦工。在岳阳，他看到了那里的农民运动正在掀起，就立即赶回家乡，在本村组织一个农民协会，他当上了村农会的会长。  

与田鹏的经历一样，郭宜（柑子园乡人），一个在外地当差的小职员，因看不惯国民党政府的残暴和腐朽，也在农运高潮到来之时，回到家乡创办农民协会。他认为：中国非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可，必须组织工人、农民起来推翻腐朽的旧政权。  

何之玉（祥霖铺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母早逝，从小受尽人间悲惨，被人歧视，成年之后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外地闯荡江湖。1926年在郴州资兴一带矿山做苦工的何之玉，亲眼看到北伐军节节胜利，农工运动威震神州，蓬勃兴起。他毅然离开矿山回到家乡，参加农民协会，被选为村农会的领导人。在他领导下，家乡的农会办得有声有色，多次组织农会会员到县城游行示威。  

1927年初春，正是道县农工运动高涨之时，田鹏、郭宜、何之玉各自带领农会会员来县城游行，在县城相遇。三人相见如故，谈及当前道县的农民运动，情绪十分高涨。他们认为乡村中的贫苦农民是最革命的，也是最拥护革命的。办农会必须完全依靠这股力量。于是三人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贫苦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斗争到底。经过一段时间分头串联发动，加入贫农协会的就达500多人。  

道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1927年4月，继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紧接着，4月21日，长沙就发生了“马日事变”。随后，国民党的军、警、特纷纷潜入道县，秘密捕杀共产党员和农工运动的骨干。这些消息在乡下的田鹏、郭宜、何之玉虽已有所闻，但他们不怕死，决心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4月下旬的一天，田、郭、何三人通知已入贫农协会的会员到县城隍庙（今道江一小）召开大会。会上号召全体会员团结起来，坚持与敌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不幸的是，就在大会散会之后，三位领导人还没有离开会场时，就被县长派去的特务和警察抓捕了。  

三人入狱，反动派用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迫他们悔过自新，解散农会，登报站到反动政府一边，可以保其性命，并诱以升官发财之道。但三人视死如归，严词拒绝。6月上旬，三人被杀害于王婆岭（今道州宾馆后）。  

文希春、黄楚平、廖和三人是西七区农民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文希春、寿雁文家村人，1899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濒洲中学毕业后，在县立高小任教。因思想激进、看不惯官场的丑恶现象，时常发表一些对社会腐败深恶痛绝的言论，一年后被解聘。在家乡教私塾几年，他对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黄楚平、石门坊人，为人豪爽，爱打报不平。廖和，泥口湾人，性格沉稳，刚毅侠义，乐善好施。1926年10月，县农工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文希春到县城找到胡冠军商谈成立西区农会事宜，得到胡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文希春即找到黄、廖二人商议。三人都有相同的志向和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分头串联发动，很快成立了西七区农民协会，文希春任会长，黄楚平、廖和为副会长。  

西七区农会成立后，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禁烟禁赌、减租减息，平籴平粜。大路坝的王国俊是当地最大的土豪，农会把他抓起来游乡示众，把他囤积的三百多担稻谷没收，分给贫苦农民和用来施粥。这一举动极大鼓舞了贫苦农民的士气，有力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一些小土豪吓破了胆，只好按平价卖粮。  

1927年春夏之交，正是道县农工运动高涨之时。为了适应大好形势，便于与县农会联系，文希春、黄楚平、廖和决定把西七区农会办公地址，搬到县城郊区的李巴岩。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三位农会领导人都有所耳闻。但他们仍然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开展活动。马日事变后的第六天，他们还在高枧吴家召开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会上文希春深刻分析目前的形势，号召农民兄弟团结起来，粉碎土豪劣绅的反扑。当得知因开烟馆被他们抓住送到县监狱的熊朝喜，又放了出来时，文希春、黄楚平、廖和愤怒不已。看见熊朝喜大摇大摆从农会门前走过，黄楚平愤狠地一拳打在桌上，击得茶杯子都在跳。第二天，三人赶到县城，去找伪县长黄树勋评理，理未评成，却被黄树勋叫警察当场捆绑起来，送进监狱。西七区农会会员听说三位领导人被捕入狱的消息，十分气愤。当天，农会会员扛起锄头挂耙、鸟铳梭标，将县政府团团包围，要求放人。伪县长立即叫来警察，将农会会员驱散。黄树勋害怕农友们再次闯入县城劫狱，于1927年6月1日，将文希春、黄楚平、廖和三人秘密杀害。文希春牺牲时年仅28岁，黄楚平36岁，廖和37岁。  

红七军过道州  

蒋元神  

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在广西百色策动李明瑞部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化名邓斌，担任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红七军成立后，在三位领导人带领下，扩大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战报频传，打出了声威。  

1930年冬，由于红军内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红七军奉命执行“攻打柳州、桂林，在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的冒险计划，被迫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东征。一路上，由于人生地不熟，缺乏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接连打败仗，人员伤亡惨重，武器严重丢失，又得不到及时补充，红七军受到严重挫折。1931年1月2日，红七军拼命攻下湘桂交界的全州后，邓小平、张云逸等认识到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决定在全州召开临时前委会议。会上，认真总结了红七军自创建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肃清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内的影响，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改由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道州、江华迂回前进，补充粮草、弹药，特别是战士们的棉衣、棉被等军需物资。会议还决定缩编军队编制，由原来的三个师、六个团缩为二个师、三个团。因当时邓小平已离开广西到中央苏区汇报工作，会议决定邓斌继任前委书记。  

经过整顿和缩编的红七军两个师、三个团及军直属部队约4000余人，在前委书记邓斌、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率领下，于1931年1月5日取道石塘、文市，向湘桂交界的永安关进发。  

时下正值隆冬季节，因红七军官兵一直在长期无霜冻的广西南部作战，将士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单裤。进入桂北以来，又一路遭受敌人围追堵截，无法赶制冬装。进入湖南，气候突然变冷，红七军决定攻克道州城，筹集粮食、布匹、棉花，以解燃眉之急。  

国民党道县保安团得到红七军由桂入湘、进至永安关的情报，身为永属（永州府直属）湖南保安二十团团长的唐季侯即令驻守在寿佛圩的保安团第一营，派一排兵力到永安关探听虚实。1月6日，红七军在前面探路的侦察部队到达永安关时，道县保安团的一排兵力不知红七军的底细，以为只是少数红军过境，便在永安关隘口设卡阻击。  

红七军先头部队很快到达永安关，得知有敌人拦路，即下令攻击。在红军的一阵枪炮声中，保安团的一排兵力被打得落花流水，保安团的排长被当场击毙。保安兵看见排长被打死，其余的都吓破了胆，像兔子一般向山林窜去。唐季侯闻报，他判断红七军缺衣少粮，缺枪少弹，必然要攻占县城，筹集粮款、布匹和弹药。唐季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他一面向上级报告情况，一面邀请县长及县警察局的头目和各界绅士商议，寻找对策。经永州保安司令指点，又经县长和其他绅士提议，唐季侯心生一计。  

唐季侯即刻给相邻各县的民团通了电话，要他们立即组织兵力来道县协助。随后，他一面派人带领县政府机关及下属各科室的公职人员、家属等，迅速转移至城北五十里的上梧江瑶山里；一面交待县商会的头目，要他们设法用“缓兵计”拖住红军。同时，他还在县城内安插几个特务，要他们设法打探红军在城内的情报，随时向他报告。唐季侯把他的队伍拉到城外，想用“缓兵计”拖延时间，企图等江华、永明两县的援兵一到，联合起来一举歼灭红军。  

1月7日，红七军经仙子脚、寿佛圩未打一枪一弹，就顺利进入道县城里。县政府的大小官员及有钱的大户人家都逃走了，县城里失去平时的热闹繁华，店铺铁将军把守，门可罗雀。红七军领导人见此情景，大失所望。眼看筹集粮款、布匹成为泡影，但他们仍不灰心，派出几个代表去找县商会协商。几个商会的头目按照唐季侯的旨意，向红军代表大献“殷情”，装出积极筹粮派款的架势，等待保安团的到来。  

1月7日晚上，气温急剧下降，天上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红七军战士们大都是广西籍的人，还从未经受过这么寒冷的天气，加之身上衣单裤薄，冻得难以忍受。几个军委的领导人见筹款、粮、布匹的人未到，经过分析判断，敌人是在使阴谋诡计，故意拖延时间，不能再这样等下去，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正在这时，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正从三个方向向县城包抄而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决定没收部分大户的粮款、布匹，打开县政府的粮仓，将多余的粮食分给贫苦人民；打开县监狱，释放无辜被关押的群众，烧毁了县警察局的“犯人”档案，并立即决定撤出道县，抢占江华。  

1月8日凌晨，红七军击溃保安团的阻击，冲出包围圈，顶着刺骨的寒风，冒着纷飞的雪花，穿着单衣单裤，沿着道县至江华的道路开进。  

从道州到江华90里急行军，部分指战员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雪，因病和寒冷掉队的80多名战士，被紧紧尾追的道县保安团杀害。路上被俘的9名伤病员，也被押回县城杀害。  

红七军攻占道州城一天两晚，他们的言行给道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不幸遭遇，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援；他们的英雄壮举，给道县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邓小平夜破“缓兵计”  

蒋元神  

1931年元旦刚过，平时很少有霜冻的广西大地，突然北风呼啸，寒气袭人。特别是与湖南接壤的桂北，天气更冷。  

这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攻下桂北全州，在这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议以肃清“左倾”冒险主义在军内的错误指挥为目的，决定改变攻打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攻克湖南道州，筹集粮款、布匹、棉被，赶制冬装，以解燃眉之急。然后，取道向江西中央苏区靠拢。  

红七军自百色起义创建以来，一直奉命执行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节节失利，被迫向桂北转移。路上，接连遭受敌人的围追堵截，致使兵员锐减，弹药奇缺，给养困难，损失严重。时值隆冬，官兵们身上穿的仍是单衣单裤，破帽草鞋。进入道州这天，气温还在急剧下降，官兵们被寒风吹得脸上生痛，身子发抖。  

道州城里，平素熙熙攘攘的街道，繁华热闹的商场，今日却是异常冷清，店铺关门，居民闭户。街上空空荡荡，门可罗雀。就连那些平日在街上耀武扬威维持治安的警察，神气十足的政府官员，也都逃得无影无踪。  

军长张云逸和政委邓斌（小平）派人到处打听，寻找县商会的负责人。好久还没得到一点消息，两人眉上皱起了疙瘩。就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一个身着长袍马褂，五十开外，绅士模样的男人走进门来。他摘下礼帽，在张军长和邓政委面前鞠了一躬，说：“二位长官，鄙人是商会会长。贵军远道而来，未曾迎接，失礼，失礼了。”  

邓政委扫了一眼来人，他肥头宽腮，眉长眼细，肚子挺得像怀崽婆。说话时常用小眼睛窥视对方，脸上露出几条阴险的皱纹。邓政委一看便知，这是个老奸巨猾、别有用心的人。回答道：“我红七军从广西那边过来，路过贵地，突遇寒风。正在找你们商会，想筹集点布匹、粮食，你看如何？”  

会长假笑道：“那是，那是应该的，应该的。不过你们也知道，鄙县地处偏僻，县城又小，土地贫瘠。加之连年遭灾，百姓困苦，恐一时难以满足贵军的要求……”  

军长张云逸听得不耐烦了，抢过话头说：“少说些废话，你赶快去想办法，给我军筹集棉布四百匹，棉花三十担，大米三百担，立即交来，否则……”张军长把枪拔出来，放到桌子上。  

会长吓得像鸡啄米一样直点头：“好，好，就去就去。”但他是受了唐季侯的旨意而来，后有靠山，很快就镇定下来。他看了一眼张军长，又转弯说：“长官，您先别急。鄙县是个山区小县，山里人都未见过世面，见贵军来时，都被吓得躲出去了。鄙人这就去把那些开店铺的叫回来，要他们向贵军捐献粮食和布匹。”  

“你们商会在哪里？”邓政委问。  

“糊涂!老朽真是糊涂。有请二位长官到鄙商会商谈，喝杯茶，烤烤火，暖和暖和。”会长拍着脑袋，一阵点头哈腰。  

邓政委、张军长跟着会长来到位于南门口的一幢房子里，炭火燃得正旺。会长敬过茶、敬过烟之后，走到门前望了一会，进来时又是敬茶敬烟。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会长每次进来都还是那句老话，“快了，马上就来。”  

天色已黑，还没有见到一户来捐货物的。这时邓政委心里起疑。他低声对张军长说：“这里面有鬼！他们是想用‘缓兵计’来拖住我们，再派人给敌军报信，想一举消灭我们。”张军长也看出了破绽，说：“不能再等，必须采取没收政策。”邓政委思索了一会，问会长：“你们警察局在什么地方？”会长见问警察局，不由吃了一惊，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回答说：“警察局和县政府都在一个围子里。不过那些警察都到上……”会长一时说漏了嘴，赶紧转弯说：“都上山去了。”邓政委肯定了他的判断，说：“你带我们到那里去看看。”来到县政府门口，两尊石狮子吡牙咧齿，院内古树森森，落叶遍地，寒气袭人。警察局就在县政府隔壁，是座宽大的四合院。邓政委令身边的警卫员打开审讯室的门，他和张军长坐到审判席的上座，大喝一声：“把他押上来！”两个警卫战士把这个会长五花大绑，押到了犯人席上坐下。  

邓政委往桌上狠狠一拍，“你是什么会长，想搞什么鬼？老实交待！”  

会长吓得一身在筛糠，说话变得结结巴巴：“我……我没搞鬼，是那些大户老板害怕，不敢回来。”  

“看你还是不想交待，还想拖延时间。给我押下去！”邓政委厉声喝道。  

这个会长听到要押下去动他的刑，瘫坐在凳子上：“别……我……我说实话。”  

张军长把桌上的手枪握到手里，两眼直盯着会长说：“若是再讲假话欺骗我们，立即毙了你！”  

“是……是……前天，保安团唐团长听到从永安关逃回来的人报告，说共……不……不是，”会长给自己脸上打了一耳光，“说……红军有三四千人，而且还都穿的是单衣短裤。之后，县长和唐团长召集我们开会，说你们必然攻城，就把保安团拉到城外，把政府官员都转移北边的上梧江去了。那里是大山里的一个小集镇，水路、陆路都通，而且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临走之前吩咐我们说，你们一定会来筹款买布。要我想办法拖住你们，并将情况摸清楚，然后派人向他报告，所以……”  

“保安团有多少人枪？”邓政委问。  

“具体我不太清楚，加上义勇队，大概有二千多。不过，有一营调往茶陵县那边去了，没赶回来。唐团长说要联合江华、永明的民团一起，截你们的尾巴。还说你们红军正缺衣少粮，一打就败。”  

“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唐团长说，最早也要等明天清晨才能赶到。”  

“还有什么情况？”  

“没……没有了，就这些。”  

“好，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现在就带我们去，把那些平时欺压百姓为富不仁的布商、粮商的大铺子告诉我们。”  

“好……好，我带你们去。”  

张军长、邓政委立即决定，命令部队没收那些奸商的布匹、粮食。打开县政府的粮仓，连夜将粮食分发给城里的穷苦人。打开县警察局的监狱，释放了被无辜关押的“人犯”。  

黎明之前，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向江华开进。  

风雪道州路  

莫文骅  

1931年1月上旬，红七军到达了湖南道州县，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而我们的战士却身无寒衣，只穿着单衣单裤、破鞋草履，有些人甚至打着赤脚。连续不断的行军打仗，战士们本已十分疲惫，加上道州商会的奸商不给我们钱和衣服，并用缓兵之计拖住我们，连夜向敌军通风报信，敌军正分兵三路向我军包抄而来。红七军于夜晚得到这个情报，立即于次日拂晓向江华急速前进。不巧，天又下起大雪。北风呼啸，卷着雪花向赤足缺衣的战士袭来。在这充满疲劳、饥饿、寒冷的漫漫风雪之路上，战士们要艰难急行军近百里路程，经受红七军北上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战士们顶风冒雪，咬紧牙关，一个紧跟着一个向前跑步行军。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李明瑞总指挥的马都是让给了伤病员。首长们自己则在风雪中艰难跋涉。这时，就是再累再冷，也绝不能停步，只要一停下来，脚立即就冻麻了，一步也走不动，许多人就是因站住后，身体不支，倒下了再也没起来。在急行军的队伍中，李谦师长身上仅穿着单衣短裤，走在队伍的后面。他不断鼓励掉队的同志用坚强的革命意志与严寒搏斗，眼看着一个个战士在风雪中倒下，李谦心如刀割。对战士们强烈的友爱之情使他不顾一切地把战士们的枪解下来，背扛在自己的肩上。直到最后他身上背着五支枪，压得腰都伸不直，只能缓慢行进。战士们看到自己的好师长累成这个样子，都上去抢背他背上的枪，但李谦仍然坚持背三支，说什么也不让别人抢去。走着走着，李师长看见一位挑担子的同志冻得几乎走不动路，就赶上前去，脱下自己的上衣给那个同志披。那个同志一个劲儿执拗地说：“师长，我死也不能穿！我能坚持！”另外有个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只停下来几分钟，脚就冻麻了。李师长看见了连忙把那匹驮东西的战马拉住，扶他上去。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部队出发时带的饭团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根本咬不动。李谦看着这支行进在茫茫雪原上的队伍，眼圈都红了。他知道：从广西出发以来，同志们已转战三千多里路，英勇奋战。这支坚强的队伍绝不能让残酷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压垮！处境艰难的革命事业需要这样的队伍去开辟工作啊！他看着年轻的战士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以顽强的毅力顶风冒雪前进，想到艰巨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冲击着他，使他更加坚定不移地率领部队前进。李谦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忘我精神，形成了一股无穷的力量，极大地鼓舞和教育战士们，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要征服大自然的信心，更奋勇地向前进！当天，虽然有80多名红军战士牺牲在风雪交加之中，红七军最后还是胜利地到达了江华县城，摆脱了敌人。  

注：原文名《风雪行军路》，载《中华英烈》1988年第一期。  

莫文骅，广西南宁市郊区亭子村人，原是红七军军部政治工作干部，曾任红七军参谋、政治处主任。到达江西苏区后，任苏区军委会总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长征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纵队第四梯队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红六军团西征过道县  

蒋元神  

道县，湖南南部边陲的古城重镇，襟带两广，屏蔽三湘。四境层峦叠嶂，有雄关隘谷。进可攻，退可守，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34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根据地被蚕食，处境维艰。7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电示红一方面军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地区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电报明确指出：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六军团如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为保全红军的有生力量，红六军团第一步转移到桂东地域；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  

金秋八月，凉风习习。红六军团两个师、六个团9700余人，在党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下，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作为红军主力大转移的先遣队，于八月初自湘赣根据地永兴出发，开始西征。红六军团以无比英勇的气概沿途摧毁敌人的重重障碍，冲破层层封锁，迅速通过桂东、郴州、桂阳。8月21日攻克新田，准备从零陵渡湘江，向红二军团活动的地方前进。  

国民党得到红军突围西征的消息，害怕二、六军团汇合，急令湘、桂两省派重兵到湘江沿岸设防扼守。并令沿途各县保安团、义勇队拦关设卡，协同围剿。湘敌刘建绪部十五、十六两师，加紧尾追，妄图在湘南围歼红军。  

红六军团进至零陵蔡家铺一带时，湘江沿岸的有利地形均被敌军占领，防守严密。红军已知无法渡江，遂决定翻越阳明山，迅速摆脱敌人，折转新田，取道蓝山、宁远，经道县从全州、兴安间渡湘江。  

红军逼近道县，县政府官员们无不惊恐万状。唐季侯的保安团（湖南保安二十团）仓皇从桂阳撤回县城。县政府下令乡、保长，赶紧抽丁派款，组织“铲共义勇队”。在各关隘要道建碉堡、设路障，并把沿河渡口的船只沉掉，把桥梁毁坏，甚至把舂米的工具都藏起来。同时，还在各乡、保清查户口，张贴布告，威胁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防止群众“私通”红军。  

红六军团行动迅速，似神兵天降。8月31日，部队从宁远洪洞铺兵分两路向道县挺进，主力6000余人为左路，在周塘营摧毁了敌人还未来得及建好的碉堡，击毙了在这里打探消息的团丁，顺利地进占了周塘营、四马桥一带。右路1000多人进入马垒、西园一带。9月1日，两路红军分别从四马桥、西园两地出发，拟经茶园、洲背两个渡口横渡潇水。左路红军刚至后江桥，遭到南四区“铲共义勇队”100多人的拦击。南四区区长刘华鹿，在红军将入县境时，被委任为“铲共义勇队”的分队长。红军进入周塘营，他匆匆忙忙带领几名乡、保长，沿路鸣锣抽丁，好半天才凑足100多人。在红军一阵猛烈攻击下，有几名义勇队员应声倒下，不堪一击的“铲产义勇队”疲于奔命，狼狈而逃。下午，红军经黄家、七十弓到达茶园渡口。  

茶园渡口位于潇水中段，离县城约50里，时为沿岸东西几乡的交通要道，西岸是茂密的山林，东岸是一片开阔的稻田。河面虽然不宽，只有60多米，但水深流急，无法涉渡。在这里防守的“铲共义勇队”，早就把渡船赶走了，沿河两岸的民船也在保长的命令下沉入河中，敌人凭借这有利地形，阻止红军西进。  

在红军先头部队凌厉攻势下，“铲共义勇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敌人看见威武雄壮的红军大队伍到来，只有各自逃命。红军在群众的帮助下，从河中打捞起船只，找来门板和木料，架起了一座简易浮桥，顺利渡过潇水。右路红军经刘家神、松柏塘、下柳，从洲背渡过了潇水。当晚，两路红军汇合于杨柳塘。  

午夜过后，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红六军团为更远地甩掉湘敌的尾追，军团部断然决定：冒雨夜行军90里。命令下达后，全军上下火把齐燃，迷蒙的烟雨中，一条长长的火龙，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飞腾，直向蒋家岭挺进。  

距蒋家岭三里处的永安关，位于都庞岭北麓，地势十分险要，是湘、桂两省交通必经之要塞。早在红军到来之前月余，桂敌已派兵到这里驻守，以险要的地势，阻止红军进入广西。  

为了摸清蒋家岭一带的敌情，红军便衣侦察员早已潜伏到蒋家岭。  

9月2日中午，红六军团主力进入蒋家岭附近，侦察员报告：蒋家岭的守敌是广西军阀白崇禧的第七军第十九师和全州、兴安、灌阳等县的保安团。蒋家岭分主峰、左峰和右峰。主峰螺壳界，离广西最近，山高路险，易守难攻，敌人派保安团把守，兵力较弱。右峰金山独岭，左峰神仙头，皆由号称“铁军师”的桂敌十九师把守，山腰上挖了战壕，筑了工事，每个山头各有炮楼两座，严密封锁上山的道路，山脚至山腰埋了竹尖，并在通往永安关道路的两边筑起一道1000多米长的刺篱。山下各个村庄，也都有敌军严守，村口至篱外设有三层岗哨。  

萧克军团长听了汇报，仔细查看地图，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蒋家岭战斗的打法。  

当日下午四时，红军接近蒋家岭村，战斗打响。前锋部队首先击毙了刺篱外的敌哨兵，主力部队从正面发起进攻，不堪一击的保安团纷纷向山头上溃逃。攻山开始后，红军用两个团的兵力，分三路猛攻螺壳界；用两个团的兵力，分别攻击左右两峰，切断敌人之间的互相联系，待抢占主峰后，再居高临下，扫荡两翼。  

红军强大火力攻势，使螺壳界的守敌渐渐向山顶退缩。但敌军占据着有利地势凭借着优势的装备，又进行了新的反扑。激战中红军有几名战士中弹牺牲。  

萧克军团长见从正面硬攻，一时难以取胜，而且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立即召集十八师师长龙云和几个团长来商讨，改为以一部分主力从正面牵住敌人火力，令四十九、五十一两个团绕道沙田，从侧翼抢占金山独岭，支援第一营占领左峰神仙头，然后两面夹攻螺壳界。  

红五十团改正面进攻为佯攻，牵制敌人。红四十九团第一营猛攻神仙头，在机枪火力掩护下，第一连迅速占领了神仙头。红五十一、五十二团及四十九团一部迂回到沙田，由当地农民带路，从陡峭的黑冲浸抄近道上山。接近敌阵地，一阵猛打猛冲，敌军腹背受击，掉头应战。顿时，山头上枪声、炮声响成一片，敌人乱作一团，纷纷溃逃。红军战士一鼓作气，乘胜攻占了金山独岭。  

敌人失去了左、右峰阵地，锐气耗尽。这时，红军嘹亮的冲锋号划破长空，漫山遍野的冲杀声震撼着蒋家岭。主峰螺壳界的守敌在红军的两面夹击下，丢盔弃甲，仓皇向灌阳方向逃命。战斗仅用了近四个钟头，号称“铁军师”的桂军十九师被红六军团打垮。  

战斗结束后，红六军团为了安全起见，派出小股部队坚守金山独岭、螺壳界两个制高点，掩护全军经下石塘、下白、熊家至沙田上山，从永安关北侧的清水关进入广西灌阳县境。  

紧紧尾追红六军团的王东原部匆匆赶到蒋家岭下，连红军的影子也没有看到，见到的只是横七竖八的桂军尸体。蒋家岭战斗之后，湖南军阀何键闻报，无可奈何地向蒋介石哀叹：红军“入湘以来，我十五、十六两师始终跟追，时东时西时左时右追逼数千里”，红军“完全避实就虚，决不与接触，如水之倾泻，遇阻即又回流，故国军迄今未能将其围歼”。  

红六军团西征（节选）  

萧克  

这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断绝了。在这严重情况下，党中央、中革军委开始作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同时于1934年7月23日，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电报还明确地讲了撤出湘赣的理由：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与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来电还阐述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指出：红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的斗争中，“确立与二军团（作者注：1931年3月，原红二军团已改为红三军。电报中的二军团是习惯称法）的可靠性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连接的前提。”电报并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处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立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地域，高度地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六军团在桂东不应久住。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联络。”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了安排：“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在这个电报中，中革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锋队的作用。  

接到中革军委电报以后，我们积极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在任弼时同志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全体政工会议。他亲自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报告，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作了缜密的研究，决定了突围的方向和钳制方向，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守根据地的妥善安排，西征部队积极打草鞋、做干粮，并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  

经过充分的准备，我军于8月7日下午3时，全军9000多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1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向西行动，中革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不大了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十七师北上的经验，结果，把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十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被这些家当缠住了，行动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雄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很难走。我们从湘桂黔边境进入贵州，带的东西就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可是中央不吸取经验教训。不久，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他们搬的比我们还厉害，打仗是打被动的掩护战，因而吃亏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运动战原则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这段往事更加发人深思。当中央红军沿着我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前进时，国民党报纸说我们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此语虽近乎笑话，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前头的“乌龟”走错了路，后头的“乌龟”就应警惕了，即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后头来的不知所“鉴”，就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红军搬家搬到贵州吃尽苦头，使我军遭致后车重覆之祸。在严峻事实检验下，“左倾”军事路线即宣告了破产。军事上如此，政治上也如此。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接受前人的教训，不接受自己的教训，只能沿着前车之覆而再覆。我党近六十年的历史中，无数类似事件是大可汲取的。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调刘建绪派两个师兵力追击我们，一面令一个旅四个保安团防堵拦击我们。广西军阀也令第七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越过了郴宜公路，绕桂阳，于20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了一天，23日，到达了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敌军刘建绪发现我军抢渡湘江的意图后，急忙调重兵堵防湘江，督令敌军尾击我军。与此同时，桂敌第七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堵我西进。这时，湘江两岸的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布防严密，渡江已不可能。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带强渡湘江的计划，东行到阳明山地区，打算暂时立足，酌情建立根据地。但到达阳明山方知那里的地形、民情等，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我们放弃这个计划，进入白果市，从四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了出来。绕过敌十五师的侧翼部队，立即急转南下，日夜兼程，到达了嘉禾县城附近。敌军继续追来，我军当即折而向西，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的潇水，顺利地进行到湘、桂交界永安关的战斗，破坏了尾追我军之湘、桂军三个师的截堵计划，进入了广西的全县、灌阳东北地区的文市。敌人集结兵力妄图阻我军在此西渡湘江。我军一举击溃了八个多团，于9月4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顺利地渡过了湘江，进占了西延县城。  

注：该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  

萧克，湖南嘉禾县人，红军长征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1955年授上将军衔。  

高山歼敌  

林文兴  

我军甩掉尾追的湘敌十五师之后，取道宁远，拟过永安关直插广西全州。但行至中途，得悉敌十五师已追上来，故立即改变方向，第二次攻占新田，旋即进入嘉禾。  

嘉禾是萧克同志的家乡。这里的地理民情，他颇为熟悉。他率领部队绕道而行，避开敌人，顺利而又神速地经蓝山，过宁远，进驻道县。  

8月31日凌晨，我军到达茶园渡口。驻守渡口的一支“铲共义勇军”，被我先头部队的凌厉攻势，打得落花流水，作鸟兽散。  

茶园渡口是湘江上游支流沱江中段的交通要道。这里河面虽只有三十来米宽，但河床颇深，水流甚急，无法涉渡。摆渡的两只船，早被敌人赶走了。湘敌王东原部又死死地咬住我军不放，形势十分紧急。军团首长为找不到船只和向导而焦急。侦察员们好不容易找来一个老头。但他不明白我们是什么队伍，心里十分害怕，不回答我们的问话。后来，首长再三说明我们是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他才打消顾虑。对我们说：“有船！有船！”并带着我们将沉入河中的船打捞起来，又帮助我们从别处找到了几只船和木板。大家迅速搭起一座浮桥，顺利地渡过了沱水。  

9月1日，部队宿营杨柳塘。午夜过后，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军团首长断然决定：我军趁黑冒雨前进，把章亮基、王东原的追兵甩得远远的。料想他们是不肯吃苦拼命来追击我军的。命令一下，全军上下，毅然燃起火把，进行远距离夜行军。在迷蒙的烟雨中，在蜿蜒的山道上，一条长长的火龙在飞腾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气势颇为壮观。  

我们夜行军的目的地是蒋家岭。蒋家岭位于都庞岭的北端，湘桂两省的交界处，离永安关仅三华里，地势十分险要。军团首长为了摸清蒋家岭一带的敌情，早就派出便衣侦察员，潜到了蒋家岭。但我军越过阳明山之后，却未见侦察员返回。首长命令我赶到前面探听。  

我到了前卫团，刚好五十一团政委苏杰同志在那里。我便问他蒋家岭的情况。他说：“情况不明，我们派出一个侦察班，也未回来。”  

不久，萧克同志来了，他很焦虑，担心出现意外。忽然，前面的队伍活跃起来，我跑步向前一问，原来是军团部和十七师的侦察员一道回来了。我说：“首长一直在等你们，快去报告吧！”  

萧克同志带着笑容，迈着大步，迎接侦察员们，认真地听取了汇报。蒋家岭的守敌是广西军阀白崇禧的第七军第十九师五十五团，还有兴安等县的保安团。蒋家岭分主峰、左峰和右峰。主峰叫螺壳界，去广西最近，由于山高路险，易守难攻，敌人派保安团把守，兵力配置较弱。右峰叫金山独岭，左峰叫神仙头，皆由号称“铁军师”的桂敌十九师五十团把守。山腰挖了战壕，筑了工事，山头各有炮楼两座，严密地封锁着山口通道；山下的村庄，也都有敌军严守。近日敌人风闻我军要来攻打蒋家岭，立即加强警戒，并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盘查。  

侦察员汇报完毕，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敌人兵力配置草图来，交给军团长。  

萧克同志对着地图看了又看，并提出好些个疑点，让侦察员们一一回答。然后，他深思片刻，对我命令道：“你跑步向前，请龙师长立即来这里！”  

是日下午四点，我军接近岭下的村庄，战斗打响了。保安团不堪一击，纷纷向岭上溃逃，我军立即开始攻山。用三个团的兵力，分三路猛攻螺壳界；用两个团的兵力，分别攻击左右峰，使敌人不能互援；待占领主峰之后，居高临下，扫荡两翼；又命令四十九团第一营派出一个连，向神仙头迂回运动，以为突击之用。  

开始，战斗形势于我有利，螺壳界的守敌渐渐败退。但敌军头目强令两翼守敌驰援，且凭借有利地势和优势装备，进行反扑。并在山头上狂妄叫嚣：“你们有胆量就冲上来！”我军正面攻势虽然受挫，却掩护了一连战士向神仙头的运动，使他们迅速地接近了敌人的阵地。  

军团首长分析敌我态势后，已胸有成竹。同时，请来了十八师龙云师长和十七师四十九团、五十团团长、政委共同商讨决策。萧克同志分析说：敌人敢于顽抗，是因为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我们要战而胜之，继续从正面硬攻，不但很难得手，而且要付出高昂代价。因此，我想改强攻为佯攻，掩护四十九团、五十一团从沙田迂回过山，猛攻敌人右翼，支援第一连突击拿下神仙头，然后合围螺壳界。首长们一致同意萧克同志提出的作战方案，并立即分头指挥部队付诸实施。  

果如军团首长所料，当我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向沙田方向迂回，猛攻右翼敌人的时候，敌人仓皇应战。这时，早已接近敌人阵地的第一连战士，一跃而起，从背后猛攻敌人。霎时，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和喊声响成一片。敌人腹背受击，死伤甚多，纷纷溃逃。我军一鼓作气，乘胜冲上了神仙头。  

敌之右翼被我军击溃后，嚣张的气焰锐减。军团首长及时抓住战机，命令全线出击。嘹亮的冲锋号声划破长空，漫山遍野的喊杀声震撼蒋家岭。螺壳界的守敌见大势不好，丢盔弃甲，仓皇逃命；金山独岭的守敌，也无心恋战，弃战而逃。我军只用了三个钟头的时间，号称“铁军师”的敌人，便被我打垮了。战斗结束后，我军露宿在沙田的田野上。第二天清晨，全军胜利地过了清水关，顺利地进入了广西。王东原匆匆赶到蒋家岭下，除了帮助桂军掩埋死尸外，连红军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对此，反动军阀何键又哀叹起来：红军“入湘以来，我十五、十六师始终跟追，时东时西时左时右地追逼数千里”，但红军“完全避实就虚，决不与我接触，如水之倾泻，遇阻即又回流，故国军迄今未能将其围歼”。他在破口大骂部下无能之后，还向蒋介石大发牢骚：“本人曾呈由委员长批准发给子弹三百万发，结果未能领得，又历次请求中央补助湘省军费，结果亦多难如愿。”“纵属钢筋铁骨，亦将疲于奔命。”此时的何键恰像一只泄气的皮球。  

注：此文原名《高山歼敌威震湘桂》，载《湖南党史通讯》1984年增刊。  

林文兴，江西省兴国县杰村乡含田村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时，在湖南永顺战斗中左手负伤致残，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他拖着伤残之躯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抗日战争，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南下时参加了解放重庆、湘西剿匪等。曾任湖南省商业厅副厅长，湖南省政府视察室视察员。  

红一方面军长征过道县  

蒋元神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革军委纵队，中央机关86000余人，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在赣、粤、湘边境接连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11月初挺进湘南。  

蒋介石得到红军入湘的消息，极为恐慌，立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粤、桂数省国军精锐部队，以四十万大军分三路沿湘江和湘、桂公路对红军实行堵截。并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在衡阳设立总指挥部，把中央军薛岳部划归何键指挥，沿湘江布防；同时，拨出一大笔款子，收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沿兴安、灌阳一线布防，共同围剿红军；另从广东调来陈济棠部参战。  

11月13日，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颁发了第一个追剿计划及命令，对第四道封锁线作了具体部署：第一路刘建绪率四个师及四个补充团，三个保安团集结主力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配合，沿湘江碉堡线下至衡州之东阳渡止，严密布防。第二路薛岳率四个师及惠济支队（相当于加强师）在零陵附近集结，防止红军北上。第三路周浑元率四个师，限令于11月21日前到达道县，沿潇水布防。第四路李云杰率两个师向宁远以南地区尾追。第五路李抱冰率十六军（实仅有五十三师）空军第二队并战斗机五架，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尾追，并与粤军联络。  

广西军阀害怕红军入桂，早已摆出拱卫桂北，防守湘江的态势。第七军廖磊部两个师在兴安至全州的湘江沿岸布防，主力集结于湘江以东的咽喉要地石塘圩附近，严密封锁住湘、桂交界的永安、雷口、高木、清水等关口。第十五军三个师及15个民团集结于富川、恭城、龙虎关、灌阳一带。  

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及独立第二旅同时布防于坪石、九峰间。  

这时敌人已有近26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在道州盆地的周围布下了一个袋形阵地，妄图实现蒋介石在湘江、潇水以东歼灭红军的计划。  

形势十分危急。为打破敌人的部署，占领有利地域，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进入临武后，一军团由左前锋改为右前锋，三军团由右前峰改为左前锋，八、九军团仍为中革军委纵队、中央机关左右两翼，五军团继续殿后的行军路线，沿着红六军团西征的道路前进，准备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红军进入蓝山后，兵分两路：一路出兵江华、永明，佯攻龙虎关，调动桂敌南移；一路出兵道县，占领机动地域。湘江战役拉开序幕。  

11月17日，一军团第二师前锋的四团在祠堂圩接到师部命令：“薛敌率五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圩、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该部立即由此地（蓝山祠堂圩）出发，经天堂圩，限明日（18日）拂晓前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拒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  

红四团团长耿飚接到师部命令，立即向全团传达，并作了急行军200里，奔袭道州的战斗动员。  

行至白芒铺，尖兵连抓获一名国民党道县保安团的探子，从他口里得知，道县城里守城的部队是用一万元大洋从广西请来的一个连，县保安团有40名团丁驻在城里，其余的都护着县长和政府官员们的家眷逃到上梧江一带。县长见由零陵奔道县的何键部队未到，特派他送信到宁远，请求中央军援助。  

红四团得到这个情报，立刻跑步前进。傍晚，占领了城南潇水东岸的水南街。  

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来到潇水河边，100多米宽的河面，空空如也。平时横卧河中的浮桥，已被敌人拆散成零星的船只，搬到河对岸。城墙上，国民党兵在来回走动，几挺机枪严密地封锁着渡口。午夜，红二师师长陈光从龙江桥打来电话：“道州城内敌人只有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同时他们是无任何守备的准备。在我来估计，敌人拂晓必然向蒋家岭逃窜。已令第五团在河上游三里处立即架桥北渡，在拂晓前攻袭道州城西北门。你团（四团）立即开始行动，先以水手浮水过去，架起浮桥，或是先放几只船过来，在五团开始攻击以前，积极行动，一面偷渡河道，在不奏效时则强渡攻城；另一方面佯攻，意在协助五团成功……”  

接到师部的电话，红四团立即布置火力，准备攻城。耿飚首先命令第一营进入战斗位置，接着派工兵排长、一名副班长和两名战士，由水南泅水渡河。刚到河心，其中一名战士在急流中中弹牺牲。红军加强了火力，另三名迅速占领了河西的渡口。这时，一营在对岸开展了政治攻势，向城内敌人喊话，叫他们放下武器。敌人慑于红军的威势，虚放几枪，从小西门逃出城外，向蒋家岭方向溃逃。红军在群众的帮助下，迅速架好了浮桥。担任突击的一营首先过桥，打开南城门，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在南门城楼上猎猎飘舞。占领县城后，四团向零陵方向安排一日行程侦察警戒。  

红二师长途奔袭占领道县城，为整个红一方面军顺利西进开辟了道路，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抢占了机动地域。  

敌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为抢占道县这一战略要地，接二连三发出电令，敦促部下周浑元部务必迅速占领道县。一限令皓日（19日）前到达，又限令马日（21日）前到达，三限令养日（22日）前全部到达。命令仍归命令，周浑元部一路被红军阻滞，行动迟缓，直到24日才到达潇水以东的白马渡一带。  

11月19日，左路的八、九军团前锋从宁远天鹅抱蛋相继进入道县四马桥、后江桥、谢家厂一带，然后分为两路。21日，八军团经桃花井、井塘沿潇水东岸溯河而上，向江华前进，佯攻龙虎关。右路一军团一师也于21日从宁远岭脚进入道县，扼守宁远与道县交界的咽喉要地——屋脊岗，执行军委关于在宁远、道县间坚决突击和消灭周浑元纵队的任务。一师一个团经大坝头、石马神、夏柳迅速赶至潇水河岸的九井、糖榨屋、洲背几个渡口，架设浮桥，迎接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纵队渡河。并在潇水西岸修筑工事，摆设战场，阻击敌人抢渡潇水。  

11月22日，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沿八、九军团路线进入周塘营、岩口、洛家山一带。  

11月23日，一军团军团部及直属部队从宁远白水塘过屋脊岗经柑子园、白芒铺，从白马渡、水南渡潇水到达下追塘、杨柳塘一带。五军团紧随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前进。三军团从宁远岭脚进入道县西园，24日经小甲、刘家神、兴桥，从洲背、九井渡潇水到达午田。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纵队也进入午田。  

正当整个红一方面军大部临近潇水东岸时，敌追剿军司令何键得到情报，大为恼火，大骂部下无能，同时紧催刘建绪、薛岳部在湘江防线加紧布防。命令周浑元、李云杰部急抵潇水，并调动8架飞机，在潇水沿岸的白马渡、水南、洲背、九井、葫芦岩、茶园等渡口猖狂轰炸扫射。一架编号为“709”的战斗机在水南渡口俯冲扫射时，被一名红军战士用步枪击中油仓，坠落在黄泥石村头。刚从这里路过的三军团五师十三团战士，活捉了机上的两名飞行员，烧毁了敌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红一军团主力全部越过屋脊岗进入道县后，国民党周浑元部接踵而至，向红军后卫部队猛扑。留守在屋脊岗的红一师战士早有准备，占领着虎形岭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用机枪猛烈地扫射进攻的敌人，毙敌无数，把敌人压在屋脊岗的宁远一侧。天黑之前，部队迅速撤出战斗，向道县城开进，只留下后卫部队在柑子园一带继续阻敌。  

红军主力渡过潇水后，为阻滞尾追之敌抢渡潇水，掩护整个红一方面军安全西进，抢渡湘江，一军团第一师布防于城北下关、斜皮渡一带；五军团布防于城南五洲、岑江渡、洲背、茶园一带；三军团第四师布防于九井渡口西岸。24日，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城北一带视察，鼓励正在下关一带山头上挖战壕的一军团第一师指战员“要拿出勇气来和各种艰难困苦作斗争”，“为苏维埃英勇战斗，不论到哪个地方，不管碰到什么强敌，都要勇气百倍有条件就歼灭之。”  

25日，周浑元纵队的万耀煌师从白马渡偷渡潇水，遭到红一师的伏击。敌人受阻后，又企图从北面之斜皮渡偷渡宜水，又被红军打退。直到26日，红军才主动撤出阵地，退守阳乐田一带。李云杰、王东原部从葫芦岩、茶园抢渡潇水，与红五军团激战，未能通过。  

红军渡过潇水，占领道县城，为抢渡湘江创造了良机。红八、九军团进入道县挺进江华、永明时，桂系军阀害怕红军进占广西腹地，李宗仁电告蒋介石：“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请求将主力南移。蒋介石复电同意后，原驻在全州、灌阳一线的桂敌大部向恭城、富川调动，而湘敌刘建绪部又没有及时赶到全州接防。从全州至兴安长达60华里的湘江，处于无兵防守的状态，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如果这时红军能轻装前进，完全可以平安渡过湘江。然而，红军对这一重大变化未能及时了解，坐失良机。原因在于中央主要领导一路采取逃跑主义的战略战术，引起红军指挥员的极大不满，领导机构内部争论不休。这就是红军长征史上的“湘南争论”，这种争论早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就开始了。当时彭德怀同志提出：三军团应经湘潭，威胁长沙，向溆浦地区前进，机动地摆脱敌人。对这个很好的建议，“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却不予理睬，在过湘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湘南争论达到高峰。  

11月25日，红一军团前锋部队到达蒋家岭以西广西地域之后，红军才掌握到湘江防线的情况，知道全州至兴安，敌人防御空虚，并发现湘军刘建绪部正由黄沙河向全州及以南地区急进，填补桂军南撤后湘江防线的空缺，封锁渡口，阻我西进。  

11月25日傍晚，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到达禾塘。在这里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从全州、兴安渡湘江的命令。党中央及总政治部发出了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政治动员令。命令规定：“我进攻部队（一军团主力及三、八军团）应迅速连续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迅速坚决消灭敌之第一、第二路及与我接触之桂系部队，于全州、兴安间渡过湘江；掩护部队（一军团一个师及五、九军团）应连续于潇水及营山诸隘口阻止敌第三、第四、第五路军前进。当其急进时，则应坚决消灭其先头部队。”命令还具体规定作战的野战部队分四个纵队前进：“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前进；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向文市以南前进；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该城，然后向兴安前进；八、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命令下达后，红军主力迅速抵达蒋家岭一带。奉命扼守潇水阵地的一军团第一师、五军团，边打边撤，追赶主力。27日，一军团第一师在阳乐田、潘家岭一带阻击进入县城的周浑元部，28日，红一师奉命撤出阳乐田，赶赴全州作战。敌周浑元及道县保安团紧紧尾随红军追击。负责接替红一师阻敌的五军团十三师，在高明桥遭到敌军猛扑。红军利用桥西的有利地形封锁桥头。经过一晚的激烈战斗，把敌人困在桥东，掩护了因在三峰山受阻折回道县的八、九军团安全进入广西。  

11月29日午后，红八、九军团的后续部队及五军团十三师最后离开道县，过永安关进入广西抢渡湘江。  

攻占道州（节选）  

耿飚  

二百里急行军逼进道州城  

由雷家祠出发，约三十里，到祠堂圩待命。休息不到五个钟头，就接着了师部的命令。命令的内容如下：“薛敌率五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圩、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该部立即由此地（祠堂圩）出发，经天堂圩，限明日（十八日）拂晓前相机占领道县城，并阻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阅毕，立即召集各级干部传达，一方面集合部队来说明任务的伟大和执行任务应注意的事项，及进行鼓动以提高战士的战斗情绪等；一方面要先头部队加强火力，加强行军侦探警戒，干部位置要伸前一些，以备在遇敌时迅速了解敌情、地形，得以迅速下定决心。准备完毕后出发，在沿途进行道路及两侧路线和敌情的侦察。将近十五里，爬上了一个小山，山下来了一群人，内中有穿长衫的、有穿短衫的，有挑着担、提着篮的，我们就休息下来，利用这时间来问一问消息。首先叫他们坐下，看他们的脸色，好像是有点害怕的样子，于是以温和的态度，并给以纸烟吸，问他们往道州去的路、地形及情况等。这些群众在我们的宣传中争先恐后地一五一十地将所问的一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我们又拿了一些宣传品之类给他们，并深深地致谢他们的指教。这些群众连忙地答礼说：“不敢当……不敢当……”内中有两个挑担的群众，走了几步，又放下担子走来说：“长官！我还告诉你一点，道州有座浮桥，这里去进城要走（桥）上过。这桥是船做成的，链子牵好的，你们要抢这桥，才能过去。他们（指守城敌人）知道你们去，会把桥拉过河去，你们就要夜晚扒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能进城。”由此可见群众了解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对红军关心。我们拿出了几个大洋，特别称赞和奖励他们，他们再三辞谢，后来终于接受去了。  

将刚才所得情况，如数告知尖兵连，并嘱以迅速袭击手段，取得浮桥和城门，为最要之一举。一般战士均是奋勇地又继续前进。下了山就是一段平地，过了一道小街，买了些食品，成千的群众拥挤在路的两旁，附耳议论。他们的脸上都带有欢迎称赞红军的笑容。一盆盆一缸缸的开水，放上大把茶叶，放在路旁上，大家都一个个舀了一碗，一头走一头吃。又过了几个小山头，见到前面有一个高高的塔，塔下有一个村庄，近前一问：“同志们！这里到道州有多少路呀？”群众回答：还有一百里呀！你们今天会走到呀！看了看表，正是十一点，回头见队伍是很整齐的，一个接着一个气昂昂向前迈进。又走了约五十里，在一个路旁树林中休息了，旁边战士说：“卫生员，请你拿点药出来擦一下我的脚，我这脚都起了几个泡，痛得很！”我近一看，果然在脚下起了五六个拇指大的血泡，他们的连政治指导员走来说：“同志，走苦你了，上药后你跟在后面慢慢地来。”那边又有几个战士说：“我的脚痛了，大约是起泡。”这时要药的战士对指导员说：“不，我的脚是起了泡，但还是能走，我们负担伟大的光荣任务，要坚决地艰苦地执行，我不掉队，也不走后面。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我要做模范，为战胜困难而奋斗！”大家都称赞他，钦佩他。忽然后面有一个青年同志，不过十五岁上下，高声呼喊着：“学习团员同志的模范行动！”“我们要能吃苦耐劳呀！”“要坚决执行上面所给予的光荣任务！”“坚决夺取道州城！”大家又随着喊。在这口号下，又继续走。过了两段树林，经过一处大村庄。这村庄的房子真漂亮，白白粉墙，新色的瓦，门窗都紧闭着，庄外站着十多个扎袖露脚的人向我们望着。后面的通迅员，就在研究这村庄的主人是什么人？这十多个群众是什么人？有的说：“这房子这样漂亮，一定是一家土豪的。”有的说：“恐怕不一定是土豪，或者是商人的也说不定。”有的说：“这房子不是土豪的就是商人的，不是商人的就是做官的人家的。工人、农民总没有这漂亮房子住，这外面的人，一定是这家里的长工。”大家都你说我笑的，又走了十多里，问了问群众，说：还有三十里。又通过了一个大树林，走上了一段约五里宽的平地，远远看见一个人向我们飞跑，用望远镜一看，却是一个军人，手中拿了一封信似的。又见前面尖兵在大路两旁埋伏起来。将手向后面下落，好像是要后面的队伍隐蔽的样子……他还在逞强地说：“不要乱抓，县长派我去有紧急的公事！”战士说：“你说清楚，你是由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我们就放你过去！”那团丁问：“你们是什么人的队伍呀？”战士答道：“我们是中央军！”他又说：“是不是蒋总司令派来的？”战士答道：“是呀！是派来追‘共匪’的呀！”团丁答：“我是道州来，送信天堂圩去，要天堂圩的国军星夜到城内来守城！”拿他的信一看，知道县城内只有四十名团丁，三十多支枪，前天花了一万元请广西派来一连兵守城，都没带行李。当是我就问他：“你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军队？你知道红军要来吗？”他就目瞪口呆地半天才说：“我……不知道……你……你们是什么军队？”这人脸上变了色（由红的变成了青的），上下的牙齿在互相发拌，不由的身子也抖起来，看他这样子又可怜，又可笑，只好把他送往司令部去，又继续向前迈进。转了几个弯，过了几段开阔地，约在十七点钟的时候，到达道州城附近，见道县城的墙上有几个人在那里走动。为使敌人措手不及，而迅速取得道县，就一个跑步，占领城南的街道。因守敌将浮桥先拉了过去，所以无法过河。尖兵即隔河向城射击，前队营就在河的上、下游布置警戒，进行渡河点和攻击的侦察。一方面部队进入村庄休息睡眠、造饭，另一方面前队营布置火力，设置夜间射击设备，选择水手架桥，攻城的部队找云梯，于是就结束了二百里的急行军。  

占领道州的经过  

夕阳西下，时近黄昏，全部队伍均进入了宿营地，有的吃饭，有的在睡眠。而道县城内的敌人却是恐慌万状，只见城墙上敌人隐隐像乌龟一样，一伸一缩地露出头额，不断地向我们及城外窥探，并且向我们连续不断地打枪，射来的子弹都在空中飞过。我们的战士一个个拿着自己的武器，利用着天然的地形地物，将身体隐蔽得好好的，一枪也不放，只是隔着有四百米宽的河岸上的敌人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喊口号劝告白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城外的群众一点也不恐慌，还是成群地站在河岸上，参观他们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  

天已黑暗，我们的战士正在轰轰烈烈地擦枪擦刺刀，做云梯，找绳子，准备扒（爬）城和巷战。  

我们的指挥员，每个人拿着一个望远镜进行侦察。  

一轮明月，照耀河水，白亮地放出光辉。城上的敌人一排排一队队站在城墙上，向我们这方眼睁睁地望着。忽然后面一声报告：“政治委员请你！”回头看时，原来是一个通讯员，便随着转到团部去，刚一进门，就听见电话铃响个不停，原来师部亦到了，距县城十里地宿营。我坐着吃了一碗茶，将侦察情形与政治委员谈一下，即在电话上报告请示动作。当在电话中得到陈师长的指示：“道州城内敌人仅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同时他是无任何守备的准备，在我们估计，这敌人今晚或拂晓前必须向蒋家岭逃窜。已令第五团在河的上游三里处立即架桥北渡，在拂晓前攻袭道州城西北门。你团（第四团）立即开始动作，先以水手浮过去，架好浮桥，或是先放几个船过来，在五团开始攻击以前，积极行动，一方面偷渡过河，在不奏效时则强渡攻城。另一方面佯攻，意在协助五团成功……”我将这一指示转告政治委员，立即计划部署，二十四时开始动作。处理完毕后，吃了几个橘子，稍微休息了一下，又跑到河岸。此时我们的工兵排，攻城突击队（第一营）都来到待机位置，火力配备好了，工兵开始浮水过河。首先由工兵排长率领工兵一班副班长及两个战士下水，经过几分钟的时间，连一点响声也听不见了，突然见城上火光一冒，敌人“啪啪”地一连数枪向我们射击，后就由西门向蒋家岭逃窜。再看我们浮水的四个英雄，已经到了河的中间，忽然沉下去一个，连续向上冲几下后，就见不到浮出水面了。  

天将亮，浮水的已上了对岸的船，船夫忙手忙脚地拿了几套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时城门旁边的群众很快地跑到河边来帮助我们的工兵架桥和撑船，不上十分钟，架设好了一座四米宽可以通过四路纵队的大桥。  

突击部队（一个营）开始过桥，由南门的城墙上面向东西各分一个连，沿城前进，其余的一个连及营部直出北门，并占领东、北两门外之堡垒，向通往零陵方向警戒。当时我五团亦由道县城河的上游过来占领道县城的西门及西门外一带阵地，向蒋家岭方向警戒着。本队入城经过搜索后，即派出步兵二连，由李参谋长率领，向零陵方向利用一日行程侦察，向敌人行动，并利用沿途电话通迅，待命撤回。侦察部队派出后，进入了北门城外村庄隐蔽休息。待将前面的地形及道路侦察完毕详尽地配备了警戒，预定了紧急时的处置，向当地群众进行了宿营的宣传解释后，各部队开始进入宿营地。  

后面的部队（师直属队及友军）继续不断地开进道州城，忽隐隐地听到“轰……轰……”的声音，全军的司号员到处发出对空警报号音。部队的动作真快，不上十分钟的工夫，都隐蔽到树下、草里、屋中、水沟内，一点形迹都不见。敌人的飞机来了，飞到道县城及其附近的天空，忽高忽低地侦察，经过半小时之久，才向东飞去。  

集合前进的号音一发，由各草堆、树林里走出了红色战士，又整齐地按序前进。  

注：原文名《由临武至道州》，载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耿飚，湖南醴陵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曾任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第四团团长。  

周恩来督战到下关  

1934年11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在道县与宁远交界的屋脊岗，打了一下午的阻击战，直到天黑才打退敌人。  

正在准备迎接敌人新的反扑时，接到了军团部的急电，要他们火速撤出把截岭的阵地，连夜赶往道州城北的潇水西岸的下关布置战场。师长李聚奎带领全师指战员一路跑步前进，摸黑跑了四十多里山路，午夜时分赶到县城。在县城里作了短暂休息，李师长听完军团长林彪的敌情分析，又摸黑赶到下关。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色渐渐放亮。潇水河上雾气升腾，对岸隐在朦胧之中，分不清哪是村庄，哪是山岭，哪是树木，更看不清人。李师长拿着望远镜站在下关河边的一座小石山上，眉头皱起了疙瘩。  

参谋长聂鹤亭放下望远镜，来到李聚奎身边，问他在看不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下，是否等会再布置战场。李聚奎板起了严肃的面孔：“兵贵神速，绝不能因为天气贻误战机，先在沿河岸边挖战壕，修工事，主攻地点待会再定。”  

对岸的远处传来稀疏的枪声，天渐渐地亮了。战士们手挥铁铲忙得满头大汗，也顾不得擦一把。山腰上的战壕，山脚下的掩体，在潇水河西岸弯弯曲曲延伸开来，宛若一条长龙在飞舞。  

战士们正挖得起劲，突然周副主席来到山头上的战士们身边。长征中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得知敌军周浑元五个师的兵力已逼进潇水东岸，而红军只有一个师，又是临时奉命连夜赶来。敌我悬殊，形势严峻，他特地摸黑赶来督战。  

听说周副主席来了，李师长赶紧跑到山头上，愧疚地说：“周副主席，您怎么不通知我们一声，天不亮就摸黑赶来？您太辛苦，快坐下歇会吧。”  

周恩来望了望对岸，对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不能歇呀！目前，国民党第三路追剿军周浑元部就在你们对岸，第四、第五路李云杰、李韫珩部也已到达道州以南县城至茶园潇水河东岸。他们千方百计要强渡潇水，攻占道州，联合湘军和桂军在潇水至湘江间消灭红军。我们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同志们，要拿出勇气来和各种艰难困苦作斗争，为苏维埃英勇战斗，不论到哪个地方，不管碰到什么强敌，都要勇气百倍，有条件就歼灭之！听了周副主席的一番话，李师长和在场的战士举手表示决心：“请周副主席放心，红一师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在我们没有主动撤出阵地之前，决不能让敌人越雷池一步！”  

周副主席刚离开，密集的枪声就在对岸响起。这时天已大亮，河面上的雾气也渐渐散去。敌人开始驾舟渡河，河面上风帆片片。黑压压的敌人挤在帆船上，架起机枪，擂起战鼓，摇旗呐喊。  

战壕里的红军战士见敌人已到河心，还没有听到李师长喊打的命令，个个都忍不住了。一团团长杨得志和战士们一样心急，便凑到李师长旁边说:“师长，打吧！火候到了。”李聚奎不慌不忙地说：“再等等，再近一点。”七十米、六十米、五十米。敌人的船只驶到离红军阵地仅五十米时，李师长才下令开火。  

红军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步枪同时响起，子弹雨点般向河中射击。河中的帆船一艘艘被打翻，敌人掉入河水中，在水面飘浮几下，涌出一股淡红后就被浪涛卷走。  

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但他们凭着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很快又发起第二次冲锋。这一次更为嚣张，敌人在对岸架起火炮，一阵狂轰滥炸之后，渡船又急速向红军阵地前行。他们在船上增加了机枪，减少了人数，船只呈梯式推进。站在石山坡上的师政委赖传珠见此阵势，高声喊着：“战友们，大家要记住周副主席说的话，要拿出勇气来和各种艰难困苦作斗争，为苏维埃英勇战斗，不管碰到什么强敌，都要勇气百倍，将其歼灭！”李师长立即命令用迫击炮压住对岸火力，组成火力网扫射递进的船只，用手榴弹炸向船上的敌人。第二次冲锋又被红军打退。  

敌人死伤惨重，他们又及时调整战术，以拉长战线来分散红军的兵力。同时，又派出一股兵力从下游的斜皮渡偷渡过河。形势十分严峻，红一师兵力显得严重不足，只得派出杨得志的第一团赶往斜皮渡阻击万耀煌的第五师。正在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接到李聚奎的电报，立即调派军委纵队的第一梯队前来增援。红一师在下关战场坚守了一天多时间，11月26日清晨，前方传来电报，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已完全西进到寿佛圩至仙子脚一线。这时，红一师才主动撤出潇水西岸的下关阵地，退守阳乐田至十里桥一线，继续阻敌。  

李聚奎在1985年撰写的回忆录《长征中的红一师》（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十四集）中提到：“11月25日，我师大部分（一、三团及师直属部队。编者注）部队和三军团的六师（红六师在县城至岑江渡一线。编者注）一起在潇水西岸阻敌。敌人一次又一次向西岸冲来的渡船，被我们打沉了；一批又一批企图泅渡过河的部队，被我们消灭了。潇水成了敌人不能逾越的障碍，敌人只能望河兴叹，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在潇水西岸阻滞敌人两天以后，撤出战斗，继续向西前进。”  

彭德怀怒骂“洋顾问”  

彭德怀和毛泽东分别是平江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上的井冈山。在红军中，彭德怀可算得上战功卓著的老红军了。他出生贫苦，性格耿直，为人厚道，但也脾气暴躁。他直言不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自己常说：我这人类似张飞，有其粗而无其细。这是他一种谦虚的美德。  

长征出发之前，彭德怀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军团长。长征出发之后，他率领红三军团担任长征的右前锋，与林彪的红一军团并驾齐驱，在前面劈山开路。1934年11月，长征中的红军突破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之后，敌情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得到情报，敌人已调集26个师近40万兵力，在湘江两岸部署第四道封锁线。而全州以南的兴安、灌阳、恭城是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防守。在此之前，红军还没有与广西军队打过仗，不知道底细。军委考虑到彭德怀同志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对李宗仁、白崇禧有所了解，所以就把三军团这个右前锋改为左前锋，与林彪的红一军团换了一个位置。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军这块硬骨头就交给他去啃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彭德怀对于这个左、右前锋的位置交换，并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过了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前面的第四道封锁线敌人有重兵把守，大敌当前，前有阻敌，后有追兵。而红军仍然是一、三军团在前面左右两边开路，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带着笨重的坛坛罐罐及老幼妇孺的非战斗队伍走在中间，八、九军团跟在左右两边，五军团负责殿后，就像抬轿送亲一般慢慢行走，彭德怀十分恼火，万分焦急。过了第三道封锁线之后，他就在考虑这个问题。即将过潇水之前，他鼓起勇气，在行军路上给中革军委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红军在敌大军密集布防阻击下，簇拥庞大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队伍作甬道式开进，要突破湘江，继续执行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不可能。如果强渡湘江，必然付出相当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建议三军团应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吸引牵制敌主力，迫使敌军改变部署。中央应率一、五、八、九军团进占溆浦，并以溆浦为中心，于沅陵、新化、武岗等一带发动群众，准备战场，创建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  

电报发出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既不回电答复，也无口头通知，彭德怀火气来了，他骑上快马去找长征中最高指挥“三人团”中的李德。李德，德国人，又名华夫，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指挥作战的军事顾问。由于当时任党中央负责人的博古年轻不懂军事，执行的又是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所以李德就成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找到李德，彭德怀既不报告，也不敬礼，当面就问：“我给军委的电报收到没有？”  

李德听不懂中文，只见彭德怀怒气冲冲，竖眉瞪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两眼盯着彭德怀。  

在场的博古见彭德怀气势汹汹，他怕发生意外，急忙向彭德怀解释说：“德怀同志，有话好说，不要发火，你给军委的电报收到了，大家也都看过了。目前不能改变行军路线，走这条路是党中央早就作出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彭德怀听了这句“必须服从”的话，更是火上浇油：“什么必须服从，你们这是条错误路线！再这样走下去，红军的这点家底就败在你们手里！”  

李德见彭德怀火气不减，便用英语问张闻天：“他在说什么？”张闻天告诉他是说关于他的电报的事。李德听见是来问电报的事，更是火冒三丈。他用德语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之后，张闻天翻译告诉彭德怀：“他说你那个电报是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是分裂红军，消弱红军战斗力的自我表现。”  

彭德怀听到这里，喉咙里像吞下一只苍蝇，噎得说不出话来，头顶直冒烟。他走到张闻天身边，说：“你如实翻译给他听，他是独裁者，是瞎指挥！”李德听了，气得直喘粗气，还击说：“农民意识，土匪习气！”彭德怀向前一步，指着李德的鼻子骂道：“像这样抬棺材式的行军，总有一天会把你装进棺材里！”李德把手一指：“我撤你的职！”  

“你没这个权力！你只不过是个军事顾问而已。我这个军团长是党中央和军委任命的。”  

“我要到共产国际告你，共产国际有权撤你的职！”  

站在一旁的博古怕他俩再吵下去，就把彭德怀拉到一边，劝道：“德怀同志，不要与华夫同志争吵。这样吵下去，一会影响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二会削弱红军的战斗力。目前，很快就要过湘江了，还是考虑如何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吧。”  

彭德怀火气未消，说话的声音仍然很粗：“博古同志，李德是外国人，他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不懂得红军的军情，瞎指挥，他是崽卖爷田不心痛。而你呢？你是党的负责人，难道你也不懂，你也不心疼？”  

“德怀同志，关于红军不要从全州、兴安过湘江，要改变行军路线的意见，是你最先提出来的。最高‘三人团’研究过，只有一票赞成，二票反对，没有通过。最近，泽东同志也提出过和你的建议类似的意见，‘三人团’就不准备讨论研究了。”  

“博古啊,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几万红军的性命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不能拿几万红军的生命当儿戏！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有什么后悔的？这个行军方案是党中央和军委作出的决定，而且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同意的。即使错了，也要坚决执行！”  

“知道错了，还不知悔改，还要坚持错误，这是什么逻辑？”  

“谁对谁错，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那好吧，我保留意见，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彭德怀愤愤而去。  

长征中“湘南争论”探讨  

陈云同志在他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中写道：“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秦邦宪（博古）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  

在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心目中，遵义会议是由湘南争论酝酿而成，认为没有湘南争论就没有遵义会议。  

那么“湘南争论”中的湘南，具体地点指哪里呢？参与争论的人物有哪些？争论的形式是什么？本文想就此作点初步的探讨。  

关于争论的具体地点，湘南争论自然是指湘南。人们习惯所称的湘南，是湖南南部的衡阳、郴州、永州三市的所辖区域，范围似乎宽了点。而1934年冬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的湘南，就只有郴州市辖境的宜章、郴县、汝城、临武和永州市辖境的蓝山、宁远、道县等县，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纵观红军长征的过程，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之后，接连突破了敌人在赣、粤、湘边境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均未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说还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党中央内部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有一些不同意见，但长征出发后节节胜利。进入郴州市辖境地域，也还在第三道封锁线范围。这时候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只是进入到永州市辖境的蓝山、宁远，特别是进入道县之后，红军指挥员们掌握的敌情已十分严峻。这时，蒋介石已完全判明，红军必沿红六军团西征的故道，从广西的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他匆忙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把中央军薛岳、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这四路“追剿军”划归何键指挥。同时，用重金收买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协同参战。到11月中、下旬，敌军共集结26个师，约40万兵力在潇水至湘江地域布下一个袋形阵地，等着红军往里钻，企图在湘江以东地区，也就是他们称之为第四道封锁线内，彻底消灭红军。  

何键对第四道封锁线，作了周密的部署：着湘军刘建绪部四个师及四个补充团，三个保安团为第一路，集结主力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配合，沿湘江碉堡线下至衡州之东阳渡止，严密布防；中央军薛岳部四个师及惠济支队（相当于加强师）为第二路，在零陵附近集结，防止红军北上；周浑元部四个师为第三路，限于11月21日前到达道县，沿潇水布防；李云杰部两个师为第四路，向宁远以南地区尾追；李韫珩部的第十六军（实仅有五十三师一个师），空军第二队并战斗机五架为第五路，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尾追，并与粤军联络。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出廖磊的第七军两个师在兴安至全州湘江沿岸布防；夏威的第十五军三个师及十五个民团，集结于富川、恭城、龙虎关、灌阳一带。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及独立第二旅由坪石、九峰向西开进。  

面对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如此严峻的形势，这支红军队伍何去何从？是进是退？这个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关系到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不得不引起中央领导和红军指挥员们的思考。  

彭德怀同志在过了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就提出：红军在敌大军密集布防阻击下，簇拥庞大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队伍作甬道式开进，要突破湘江，继续执行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不可能。如果强渡湘江，必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他向中央建议：三军团应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吸引牵制敌主力，迫使敌军改变部署。中央应率一、五、八、九军团进占溆浦，并以溆浦为中心，于沅陵、新化、武冈等一带发动群众，准备战场，创建新的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