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雨花台是用鲜血筑成的，是一部用鲜血写成的史诗。

我们被雨花台那种红色的力量吸引而来，在我们心中，这里是我们仰望的精神高地，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烈火，照拂天地日月。

何宝珍烈士。资料图片

一

车沿湘江岸疾驰的时候，那水天相接的诗意，那白鹭展翅奋飞的力量之美，那巍巍山峰耸立烟云间的神秘，给人无限遐思：这水天相接处轻风会剪出一幅潇湘女子的青春倩影吗？

那天，我们走近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那幅青春倩影实实在在地在我们眼前展现了。

胡正耀是道县人，我们通过他著述的《女杰何宝珍》一文，与同为道县人的何宝珍的青春倩影展开了一次时空对话：何宝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4年深秋，为坚守党的秘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酷刑拷打，践行了入党时的誓言：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何宝珍坚贞不屈，令无计可施的敌人将她杀害在雨花台北刑场，年仅32岁。1950年，刘少奇前往杭州路过南京时来到雨花台，站在烈士纪念碑前对同行称赞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记者：1914年春，您正好12岁，道县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站在女子学校大门前，看见许多女生前来报名您是怎么想的呢？

何宝珍：我家住在沈公祠隔壁，家里虽然很穷，但是，沈公祠里有很多字画和藏书，管理沈公祠的是一个六十开外的本村人，我喊他杨爷爷。杨爷爷读过私塾，肚子里有些文墨，每一次去沈公祠，他都要教我认字，还让我跟他习武。有一天，杨爷爷对我说：“县城女子学校招生，不分有钱人和无钱人，你怎么不去报名？”我瞪大眼睛看着他问：“杨爷爷，我能够读书？”杨爷爷捋着胡子和蔼地说：“你记忆力好，又认识很多字，你去读书，一定是顶呱呱的。”听了杨爷爷的话，我就去找玩得好的小伙伴冯国英、杨小玉、何永芬，才得知他们上午就去女子学校报名了。我赶回家，对我父亲说：“爸，我要去县城女子学校读书。”父亲很惊讶地望着我，好像不认识似的，嘀咕道：“女孩子读什么书？再说，家里穷，拿什么换钱交学费？”我站在父亲面前说：“女子学校不分贵贱，穷人富人都能读书。杨爷爷也说我是读书的料，我跟他不仅认识很多字，还跟他学会写毛笔字，您让我去读书吧。”

何宝珍微笑着娓娓地向我们述说着这一件事，她齐耳的短发，青春的容颜，好看的瞳仁里，闪耀着童年的天真光芒。

胡正耀说：“他父亲何瑞蓉同意了何宝珍去读书。入校后，何宝珍勤奋学习，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1916年秋，县里在西洲举行‘边跑边算’比赛，各学校派出优秀学生代表参赛，女子学校派出何宝珍、何永芳、朱杰去参赛。何宝珍脑壳灵活，在奔跑中边跑边计算，等到答案出来后，她像箭一样第一个飞奔到终点，把答题交给裁判。经过现场核对，何宝珍的算术题全部答对了，以优异成绩获得第一名。”

何宝珍烈士故居管理所所长何红福走马上任后，就沉下心研究何宝珍短暂生平的革命事迹，他说：“何宝珍很聪明，又有气质，什么事情一点就通。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各科成绩在女子学校都很好。何宝珍在学校还非常活跃，祁剧、花鼓、小调、山歌样样来得，深得校长蒋炳勋的喜欢。1918年秋，何宝珍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第三女子师范校址在衡阳邹家码头荷花坪，面向衡阳、郴州、桂阳和零陵四府24个县以及长沙、湘潭、邵阳等地招生，录取的都是各县女子小学毕业成绩最好的女生。何宝珍当时在女子小学还未毕业，便捷足先进了第三女子师范，成了道县的特大新闻。鉴于何宝珍家里贫困，校长蒋炳勋与夫人何新珍商量后，决定资助何宝珍完成学业。”

何东升是道县党校高级讲师，他为我们细述了何宝珍进入第三女子师范走上革命道路的轨迹：“第三女子师范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很好，仅图书馆的图书就有三万多册。学生入校除交基本学杂费外，其他费用全部由学校负责。何宝珍编在第七班，她当时的理想是能够成为一位学问渊博的教师。为实现这一理想，她起早贪黑地勤奋学习，寒暑假也不回家。她还一面自学，一面帮助学校做点勤杂活，赚钱购买课外书籍和笔墨纸张，补贴零用。课堂知识满足不了她求知的需要，她就经常到图书馆借阅课外书籍。她最喜欢阅读的是《新青年》《湘江评论》以及《女界钟》等刊物。这些刊物的每一篇文章，甚至每句话，都能拨动着她的心弦，使她的思想朝着一个新的领域走近。她在图书馆里还结识常来借书的五班学生朱舜华、刘淑媛等人。”

在湘南学联陈列馆，我们找到了关于朱舜华的资料，以及她与何宝珍共同寻求革命真理的史料。朱舜华又叫张琼，是汝城人，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封建阶级家庭，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且毅然地脱离了封建阶级家庭，她说：“我不稀罕荣华富贵，对自己选择的道路绝不后悔。”毛泽东对这位敢于起来革命的女学生非常钦佩。朱舜华与何宝珍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与家庭，但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一致，两人非常谈得来，常常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问题。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像春雷、像闪电冲击着中华大地，很快波及到衡阳，学校当局对这一运动却视为洪水猛兽，严防师生参与，便挂牌告示“禁止学生出入”校园，并将学校大门锁了起来。“五四”爱国运动一开始，因消息不通，第三女子师范静若一潭死水，后来，有人把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罢课宣言从围墙外抛进了第三女子师范内，何宝珍拾起一看，心情激动，立即将宣言里面的警句与段落抄录下来，贴在学校墙上：“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京师学界倡议于先，津沪群众声援于后，内之振我民气，外之挫彼敌锋，共矢贞忠，以示天下。”“夫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之不存，学于何有？我湖南之学生于民心之感发，鉴于时事之要求，决议自六月三日起，全体罢课，力求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耿耿此心，神人共鉴。”

何红福指着墙壁上第三女子师范的照片说：“同学们看了，无不义愤填膺。何宝珍还组织一些进步的同学讨论，并以鼓舞。在她的带动下，大家剪掉自己的辫子，留成短发。每人又自制一面三角小旗，上书‘打倒列强’‘反对二十一条’等口号，准备参加全市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去校外开会那天，因校门紧锁，同学们就用几张凳子叠在围墙边，一个接一个地越墙而出，按时赶到雁峰寺会场。会后，学生们又上街游行。紧接着，第三女子师范同学在何宝珍等人的组织下，又参加了罢课斗争。这一年的6月7日，衡阳的中等学校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促进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在衡阳江东岸的浮桥公所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负责领导湘南各县的学生运动。何宝珍与朱舜华代表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参加成立大会，并任学联干事。她在这里结识了省立男三师的蒋先云、黄静源、杨琳和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夏明翰以及省立三中的陈清玉等进步同学。何宝珍与他们常在一起研究学联的工作，起草宣言，拟发通电，联合各界人士罢工、罢课、罢市。通过锻炼，她逐步成为湘南学生运动的组织与领导者之一。”根据学联的安排，何宝珍常常与朱舜华、刘波媛、肖腾芳、邓金商等进步女同学深入到街头、巷尾、市郊和农村搞宣传、贴标语、发传单。她们每到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就先唱歌或者演新戏，等人们集中起来了，便进行讲演。何宝珍主演的《哀台湾》《孔雀东南飞》等时事话报剧演得感情真切，哀而动人，人们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动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以及封建礼教的束缚，都无比痛恨。何宝珍还同一些进步女学生参加国货维持会，积极抵制日货，将查到的日本货物搬到湘江边放火烧掉，人民群众对此都拍手称快。

二

湘江是雄性的，宛如一条奔腾的巨龙。

透过湘江这条巨龙，我们可以看见闪耀在那里的影响中国革命的一代英杰，他们怎样作为时代的先驱，手中高举着的那永不熄灭的火把，引着那个时代的三湘热血青年走向革命之途。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邓中夏、何叔衡、恽代英等多次来到衡阳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建党建团工作，指导和组织学生运动。何宝珍听到他们的报告以后，思想上又有了新的飞跃。根据“湘南学联”的决定，何宝珍组织同学们投入到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中。

胡正耀的著文中记录：“1922年暑假，何宝珍在‘湘南学联’多次见到湖南省立三师的外语老师张秋人。开始，她并不知道张秋人是中共湖南省立三师的党支部书记、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委书记，只知道他平易近人，关心学生。每次讲话都讲得入情入理，很有鼓动力。他除了参加‘湘南学联’的活动，还从中发现革命苗子，加以引导和培养，发展党团组织，扩大革命力量。他通过细致观察和听取汇报，了解到何宝珍家庭贫苦，进入女三师后，努力学习，思想进步，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又具有反压迫的精神，认为是革命的好苗子，因此，加以重点培养。不久，张秋人亲自介绍，何宝珍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并担任省立女三师团支部书记。”

女三师校长欧阳骏是留美女学生，把省长赵恒惕当靠山，把学校当成自己的私人乐土，挥霍无度、生活腐化，爱打扮、讲排场、烫头发、穿高跟鞋，整天把自己打扮成洋人的模样。她寓居在丁家码头，离学校只有几百步远，却要用一辆特制的花轿接送。她对进步学生的活动非常仇视，把学运骨干何宝珍、朱舜华、肖腾芳、邓金声等看成眼中钉，每次到学校便把她们叫到校政厅训话。何宝珍不服欧阳骏，经常与之据理力争，毫无畏惧，所有进步学生无比痛恨欧阳骏，酝酿着对她来一次反击。

在何宝珍的眼里，欧阳俊是纸糊的花瓶，她要组织力量砸碎这个“花瓶”，从而获得自由和解放。我们无法还原当时的场景，只撷取到这样一个镜头：欧阳骏的花轿晃悠悠地从校门口抬进来，何宝珍站在前面把手一挥，刘波媛、肖腾芳立即大声喊：“来来来，大家快来看新媳妇娘出嫁啦！”于是，同学们从各自的教室围了上来。

红色文化研究者、永州大地湖湘文化传播公司洪艺辉先生为研究何宝珍曾多次前往湘南学联旧址陈列馆了解何宝珍这一时期的活动：“欧阳骏受到冷嘲热讽，自觉威风扫地，便公然威胁这些进步学生。何宝珍带头喊‘打倒欧阳骏’‘打倒洋婆子’，站到欧阳骏面前，当场揭发其生活腐化、治校无能、贪污学生的伙食和书籍及制服费，有理有据，使得欧阳骏无地自容。从这以后，欧阳骏对何宝珍、肖腾芳、邓金声等进步学生更加痛恨。她捏造事实，串通省政府教育部门将何宝珍、肖腾芳、邓金声开除学籍。何宝珍遭到开除，心里非常着急，她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就在这时，张秋人找她谈话，鼓励她说：‘既然被开除了，就好好地干革命，你是女三师团支部书记，应该回到革命阵营中来！’他递给何宝珍一封介绍信说：‘我给你写了介绍信，你明天动身去长沙找毛泽东同志，他会给你帮助的。’”

一份泛黄的资料在为我们讲述何宝珍第一次去长沙的历史：1922年10月的一个下午，剪着齐耳短发的何宝珍走进小吴门清水塘22号，这里住着她心目中的偶像毛泽东。毛泽东前后数次到衡阳开展革命活动，何宝珍聆听过毛泽东的报告，每次听毛泽东的报告，她的思想就会产生新的飞跃、新的境界。在张秋人、蒋先云的介绍下，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位来自理学鼻祖周敦颐故乡的小女生，也留下了何宝珍对人热情、泼辣开朗、又有思想的深深记忆。

何宝珍的到来，毛泽东并没有觉得吃惊，反而幽默地说：“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什么风，吹动了你的大驾？”何宝珍听了，腼腆地说：“润之先生，我被女三师开除了，张秋人老师让我找您帮忙。”毛泽东呵呵笑起来，幽默地玩笑说：“我是泥菩萨过河，帮你，难喽。”何宝珍听了，难过得差点流下眼泪。毛泽东见状，连忙把站在一旁的杨开慧拉过来说：“开慧，这个何宝珍不简单嘞，以后，她就住在我们家，伙食费一概免交。”

朱舜华是何宝珍在女三师的同窗密友，两人同时住在清水塘右边后面的小屋，因革命工作需要化名张琼。1973年3月17日，朱舜华在《我的点滴回忆》中写道：“我和何宝珍住在清水塘毛主席家，主席对何宝珍说：‘你初到长沙，人生地不熟，在学习和工作之余，还可以跟在衡阳读书时一样，搞勤工俭学，解决些零用钱。’他转头对杨开慧说：‘明天上午，你带她到自修大学去报到。’杨开慧高兴地拉着何宝珍的手说：‘好呀，我们自修大学又多了一位女学生，欢迎你。’主席又交代杨开慧说：‘别光顾高兴，明天记得转告何叔衡同志，就说是毛润之的意见，减免何宝珍所有费用。’吃晚饭时，主席突然问何宝珍：‘你为什么叫宝珍呢?’何宝珍不觉一愣，瞪大眼睛百思不得其解。主席吸了口烟道：‘你聪明伶俐，在家里，一定是父母喜爱的珍珠宝贝。宝珍虽然好听，但太俗气，我看就叫葆贞，取宝珍的谐音。’主席边说边用手指头蘸了点茶叶水，一笔一画写在饭桌上。何宝珍见了，心里非常高兴。主席又问：‘你晓得葆贞二字的意思吗？’何宝珍摇摇头，主席解释道：‘葆，是保持、保护的意思；‘贞’是贞节的意思，其义虽改，读音不变，你觉得如何?’何宝珍激动地说：‘谢谢润之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主席告诫说：‘做一个坚决的革命者，就要永葆革命的贞节!’何宝珍坚定地点点头说：‘我一定记住润之先生的话，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

陪同我们在湖南自修大学采访的是新民学会旧址讲解员彭诗昱，她为我们讲解了何宝珍在这里的全经过：何宝珍是杨开慧带领来到自修大学的，在这里，何宝珍认识了永州老乡、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李达这次回湖南任自修大学学长，是应毛泽东的邀请前来讲学的。湖南自修大学实际上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组织教学。彭诗昱还穿插了一段笑话：李达主持全校教学，负责“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他除了辅导学员学习马列主义，还给学员讲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社会发展史等。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造诣甚高而又过早秃顶，与列宁的画像很相似，引出了一场误会。据说，杨开慧带着何宝珍和朱舜华走进教室的第一节课，主讲的正好是李达。朱舜华心怀激动地对何宝珍说：“宝珍，给我们讲课的是列宁同志吧，能够听列宁同志的讲课，我感到无比荣光和幸福。”何宝珍摇摇头说：“不像，列宁不会讲国语。”朱舜华说：“我看见过列宁的画像，非常像，我敢打赌，一定是列宁，下课后，我们去问润之先生。”下课后，两人找到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起来，吸着烟说：“这个‘列宁’，是我委托衡阳三师屈子健先生前往浙江邀请来给你们授课的，至于是不是列宁同志，你们说了算，我说了不算。”何宝珍通过在自修大学的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更深了，视野也更加开阔。

何宝珍烈士在狱中磨的竹针。资料图片

何宝珍烈士故居陈列馆。潘华摄

三

安源，这个我们小时候看见“毛主席去安源”画像中的名字，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很神圣的名字。这个名字像一根火柴，在百年前的黑暗中发出过耀眼的光芒，燎原了中华大地。

百年前的中国，人民饥寒交迫，抗争风起云涌。这是一个血雨腥风、风雷激荡、波谲云诡的年代，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谁能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谁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指导处副主任科员李琳琳在2016年出版了《何宝珍传》一书，她通过调查、采访，掌握了何宝珍与刘少奇在安源的大量珍贵史料：1922年10月，刘少奇从苏联回国，来到湖南安源，策划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这场运动，在他的周密策划下，仅仅经过4天，安源当局就同意了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罢工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运动结束后，刘少奇返回长沙与毛泽东在清水塘交换安源路矿罢工意见，也就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正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的何宝珍。何宝珍是从毛泽东口中知晓刘少奇的，也知道刘少奇在安源路矿的谈判桌上，面对豪绅们和外面架起的两挺重机关枪，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进行谈判，坚持五天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她不免对刘少奇心生敬仰。

在清水塘，毛泽东对刘少奇介绍何宝珍说：“何宝珍是道州人，在自修大学读书，我看啊，她可以跟你去安源锻炼一下，等明年在自修大学毕业了，再去开展工作，你看如何？”刘少奇看了眼何宝珍，说：“很好，我们正打算扩大工人补习学校和子弟学校，还要请一些老师。”毛泽东对何宝珍说：“安源工人俱乐部还没有女同志，你去最好了。”两天后，刘少奇同何宝珍来到安源。何宝珍一下火车，就被这喧哗热闹而又到处是煤灰的小市镇吸引住了。过去她同情煤矿工人，总想有机会为这些受苦受难的工人的解放事业做一些事情，现在，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她内心既紧张又激动。尽管矿区煤灰很多，她还是觉得空气特别新鲜、自由，心情格外高兴。刘少奇与何宝珍的长女刘爱琴，在母亲何宝珍入狱前，尚在襁褓之中，第一次听说母亲的事情是1938年，刘爱琴2015年有过回忆：“1923年春，经毛主席和杨开慧介绍，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在毛主席的安排下，同父亲来到安源。母亲年轻、漂亮，不仅有文化，浑身还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干劲，她的加入为俱乐部带来了活力。父亲对母亲道：‘一个宝珍，让俱乐部人全变样了’。在共同革命的过程中，父亲母亲于1923年4月结为革命伴侣。母亲在工人补习学校教书，学生没有教材，母亲带领俱乐部的人编写《平民读本》《工人补习教科书》。工人文化水平低，学习吃力，母亲采用参观访问、化装演说、组织辩论等各种教学方法。有一次，母亲给工友讲《农夫们辛苦了》，她先让大家熟读课文，然后将他们带到农村地头听农民讲如何种田耕地。为防止反动派混入课堂，母亲给到夜校听课的学生发放听课证，还安排专人放哨，有陌生人进来，他们就把有革命知识内容的书籍放在识字课本底下。除了教授文化知识，母亲还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提高工友阶级觉悟。因年纪小，母亲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小老师’。母亲是一位文艺爱好者，她利用空闲为路矿工人俱乐部创作部歌并作词作曲：‘创造世界的一切，惟我劳工！被人侮辱压迫的，惟我劳工！世界兮，我们创造！压迫兮，我们当解除！造世界兮被压迫，团结我劳工！’歌曲反映了工人的心声，深受欢迎和传唱。”

洪艺辉数次前往安源收集整理何宝珍的事迹，他说：“1925年中秋节，安源路矿当局勾结湘赣反动军阀，出动军警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当夜，军警特务将工人俱乐部包围，此时，地下党的同志正在路矿工人俱乐部开会，何宝珍马上跑上去，引导大家从水沟撤出，自己在销毁文件后才撤出来。在萍乡火车站，何宝珍化妆成一个卖鸡蛋的农妇，为躲过军警搜查，她故意提着一篮子鸡蛋撞在军警身上，成功躲过搜查。”

四

站在碧波荡漾的湘江边，此刻的我们，已经站在了百年前先辈们为之奋斗的“未来”里，先辈们用热血铸成的“未来”就是我们的美好“当下”，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透过光影，我们追寻那些远去的热血青春，无疑是一次深情回望，也是跨越历史长河的永恒敬意。

有红色特工美誉的黄慕兰曾回忆何宝珍：“1926年10月，时任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秘书长、湖北全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劳资争议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携夫人何宝珍来到武汉，在汉口中华全国总工会暨湖北全省总工会旧址办公，并住在斜对面的尚德里1号。何宝珍到了武汉后，参加了武汉的妇女运动，时任妇女部长杜超章、杨开慧任妇女协会宣传组长、何葆贞（何宝珍）任女工组长。同时成立了武汉、汉阳、汉口三镇的妇女协会。何宝珍不顾身怀有孕，日夜奔忙，为发展妇女工作，她组织宣传小分队深入大街小巷，提高妇女的爱国热情。1927年春，党组织考虑何宝珍刚生下孩子刘爱琴，适宜做机关工作，加上她灵活机智，没有暴露政治身份，通过何香凝等人的帮助，进入武汉中国国民党组织部做收发工作。她利用工作岗位的便利，将获得的国民党内部信息，及时向中共党组织汇报。”

我们找到了一份何宝珍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的资料，上面记载：何宝珍在武汉期间经常参加慰问伤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的活动。参加过被军阀张宗昌无理扣押的国际代表鲍罗延的营教工作，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极大热情。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先后介绍一些党团员与她共事，她主动替他们解决食宿困难，热情地帮助他们熟悉工作环境和业务。此时，刘少奇正在领导湖北、武汉地区的工人群众同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做斗争，开会、听汇报、接待来访、分派内外工作，总是一天到晚忙不停，何宝珍就操持着一切家务，料理一日三餐，使大家温饱相安、亲密无间。1927年4月，蒋介石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随后，汪精卫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随之失败。刘少奇、何宝珍被迫将女儿刘爱琴送到汉口一个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家里寄养，离开武汉。何宝珍随刘少奇辗转庐山、天津、东北、华北等地，最后到达上海。在上海，刘少奇担任工会领导工作。那时的上海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红了眼，到处搜捕革命志士。1929年春，组织上派他们去北方，因接不上头，刘少奇从顺直省委调回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何宝珍随他第三次到上海。不久，又同刘少奇一道去满洲省委工作。1930年3月，何宝珍随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第四次到上海，住在高朗桥菜场一家豆腐店楼上。

刘爱琴说：“上海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与经济地位，父亲被派往上海。前往上海前，父亲是不赞同母亲一起去的。母亲作为妻子，义无反顾地跟随前往上海。父亲对母亲说：‘上海是龙潭虎穴，你去了会很危险的，你要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母亲的回答很简单：‘既然我嫁给了你，那我就要一直与你在一起。至于孩子，我相信他们会理解自己父母的行为的。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面前，我选择国家利益。’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1932年冬，父亲接到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的指示，何宝珍则带着弟弟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临别时，她冥冥中似有某种预感，突然脱口喊道：‘少奇，再抱一抱我和毛毛。’父亲亲了亲弟弟，又抱了抱母亲，嘱咐道：‘宝珍，以后你一个人在上海，行动一定要慎之又慎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守党的机密，永不叛党。’母亲坚定地点点头，这一别竟是父亲母亲的诀别。”

胡正耀的笔记本里记录了他收集、整理何宝珍的相关材料：“由于工作需要，何宝珍担任上海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这是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任务是借社会力量，帮助和营救那些被敌人抓捕或残害的革命者，以及帮助他们的家属与子女安度生活。邓中夏是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何宝珍归他直接领导。何宝珍化名王芬芳，以小学教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负责与赤色国际互济总会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同时，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营救被捕同志。”

何红福为我们讲解了何宝珍被捕的经过：“为营救监狱里的同志，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何宝珍和邓中夏假扮夫妻，在上海复兴中路附近嘉善路口居住，并在这里建立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机关，两人开始了一段生死相依、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艰险历程。‘夫妻’二人都以教员的职业为掩护。首先，把互济总会的领导核心‘中共党团’建立起来；接着，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赤色互济会组织。上海及各地被敌人破坏了的互济会组织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恢复了起来，营救被捕同志和救济其家属的工作得到了广泛开展。由于频繁活动，引起了敌人的警觉。何宝珍很机警，发现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机关有可疑人在监视，当即趁夜幕降临之际，进行紧急‘搬家’。1933年2月，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机关又一次遭到敌人监视，邓中夏、何宝珍‘夫妻’二人再次紧急转移，‘搬家’到福履理路一家布店的楼上。3月，邓中夏写出《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摧残反帝的群众领袖罗登贤等告全国民众书》，以上海工人名义要求立即释放罗登贤等被捕革命者。何宝珍把这份传单广为散发，大力开展营救活动，再次引起宪警的注意。就在这时，廖承志回到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由于上海中共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叛变，3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与廖承志等在山西路碰面时，廖承志被抓进了英租界巡捕房。邓中夏立即写下《告全国民众书》要求敌方放人，同时，又与何宝珍四处奔波，大力开展营救活动。在邓中夏的指示下，何宝珍与朱舜华夫妇一起协助何香凝保释廖承志出狱。而何宝珍在积极营救廖承志时，因频繁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严密监视，4月25日下午，何宝珍发现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机关楼下四面都是形迹可疑的人，知情有变，她把3岁的小儿子刘允若抱起来，送到关系较好的邻居张大嫂手上，嘱其照料说：‘张嫂，请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敌人冲了进来，何宝珍从容地应对前来逮捕她的敌人。”

五

六月，莲花盛开。

粉红色的莲花、洁白如雪的莲花在绿绿的荷叶的烘托下，绽放在蓝天白云下，分外沁人心脾。

莲花飘出阵阵清香，在清风中微笑，这是“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革命情操。我们来到濂溪畔，听着淙淙溪水，数着点点鱼游，仿佛一叶小木舟从曲折处欸乃一声，竟扯出一朵无暇白云，像一张青春倩影，站在镰刀斧头交织的鲜艳旗帜下的庄严宣言！

1934年秋，何宝珍被转移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在这里她见到了众多被捕的女同志，帅孟奇就是其中的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帅孟奇应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史料室之邀，撰写《女党员之杰出者——记何宝珍烈士》一文，后来，被收录入《雨花台革命烈士故事》一书中，她在文中写道：“自从宝珍来后，狱室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她机智、聪明、活泼、开朗。在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姐妹们称宝珍为‘大姐’。到了这里，她年龄小，就只好称她‘小大姐’了。小大姐会唱戏、唱歌，而且还擅长表演，她常常把旧戏曲填上自己编的新词，唱给大家听。她那丰富的表情，诙谐的动作，常常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大家最爱听她那出骂蒋介石的京戏：‘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在饭后小放风的时候，看守把狱室门打开，让囚犯出来刷碗。这时，别的狱室的难友要‘小大姐’表演一个，她也痛痛快快、大大方方地站在门口来上一段。她给难友们带来了欢乐，给姐妹们带来了精神上的鼓舞。”

洪艺辉也收集了何宝珍监狱期间的资料：在监狱里，何宝珍与帅孟奇等人成立了党小组，一起组织狱中难友同敌人展开巧妙机智的斗争。当时，女牢的看守除少数人外，大多数是为生活所逼被雇来的。何宝珍、帅孟奇了解到这一点后，决定做看守的工作。她们同看守拉家常，帮看守做事、绣花，很快就跟看守搞好了关系，看守对她们也放松了看管，于是她们便利用晚饭后开牢门的机会同其他牢房的同志暗通讯息，取得联系。何宝珍在对敌斗争中机智、勇敢、顽强，善于应变，能不露痕迹地掩护自己和同志。一次，帅孟奇正在起草一份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一个绰号叫“二科长”的狱吏突然闯了进来搜查。狱吏发觉这个开了头的报告后，就对帅孟奇进行追问，何宝珍见状马上挺身而出说：“我是她们的老师，我教她们识字，她们在抄书练字。”并指着旁边的一本《世界知识》说：“那些话不就是从这本书上面抄下来的吗？”“二科长”毫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去。狱中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支持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的绝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刘爱琴于2015年11月25日回到道县梅花镇，了解何宝珍烈士故里修复情况，在母亲青春美丽的雕塑前，她深沉地唱起母亲在监狱带领难友们唱过的歌：

囚徒、囚徒、时代的囚徒，

我们不犯罪，从那火线上捕来，

铁窗和镣铐，锁得住我们的身体，

锁不住我们的精神……

何宝珍被关押在监狱的时候，革命正处于低潮，大批同志被叛徒出卖，不少同志被捕后牺牲在雨花台，此时的雨花台被同志们称为了“血花台”。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驻馆首席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雨花台》一书写道：“何宝珍被捕后，邓中夏立即将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机关转移到麦琪路178号的光华理发店楼上3层，住户登记名施毅然。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千方百计营救何宝珍和罗登贤等一批被捕同志。但在营救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叛徒告密，邓中夏被捕，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究竟是谁出卖了何宝珍？史学界莫衷一是。何红福在不断地研究中，有了自己的论证：“邓中夏为营救何宝珍等人英勇牺牲，身在狱中的她一无所知。在狱中，何宝珍勇敢机智，并帮助同志同敌人周旋。有一次在放风时，她对有身孕的互济会会员林月英说，只要你咬定自己只是个家庭妇女，你快临盆的时候，敌人就不得不把你释放。果不其然，林月英按这一策略获保释出狱。是林月英在再次入狱时为了活命当了可耻的叛徒，把何宝珍给出卖了，供出她是共产党‘大人物’刘少奇的妻子，由于林月英的当场指认，何宝珍的身份终于暴露。敌人得知王芬芳就是何宝珍，是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刘少奇的妻子时，随即动用酷刑，把何宝珍折磨得不成人形。何宝珍是块硬骨头，有一次受大刑回到狱室后，她对帅孟奇说：‘能够做第二个夏明翰，此生足矣。’帅孟奇后来说，何宝珍进了监狱，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夏明翰、向警予、杨开慧这些人都曾经是何宝珍最亲密的革命伙伴，他们的牺牲，是何等的有气节、何等的有气魄，何宝珍总是说，若是能和他们比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多么地荣耀与骄傲！”

何宝珍烈士故居。潘华摄

在狱中，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拷打，何宝珍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机密，像一朵高洁的莲花。无计可施的敌人最后说：“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选。要活命就老实招，顽抗死路一条！”何宝珍轻蔑地冷笑：“要口供，没有！要命，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酷刑下的何宝珍早已视死如归。敌人得不到任何口供后迅速将何宝珍的15年徒刑改为死刑，1934年10月18日子夜，何宝珍被秘密押往雨花台。